［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世界进入了国家物质利益主导的多元冲突时代，文明冲突不是冷战后世界冲突的“范式”。因为当代文化传播已使文明的载体由地域性向社会群体弥散，而文化趋同又成为全球文明演进的基本态势，两者的共轭效应使文明冲突的国际性呈式微趋向；所谓文明的冲突只是表象，其背后是民族国家利益；冷战后国家利益更主要表现为经济物质形态方面，此即国家冲突可能的主因，同时文化等多元因素也会产生耦合作用，但世界战争则要以物质实力为后盾；所谓儒家——伊斯兰联盟与西方对抗说是站不住脚的。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Summer,1993)一文中推出了一个引起国际学术界震动的理论，即今后“文明”将取代“民族国家”成为国际政治的主体，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下一次世界大战将是文明之战。在另一篇应答文章《若非文明，何也？》(If Not Civilizations,What?Foreign Affairs,Nov./Dec.1993)中，他进一步将其文明冲突论概括为“文明范式”(civilizational paradigm)，并认为其“文明范式”将代替过去的“冷战范式”成为冷战后“指导和理解世界政治主要发展变化”的新模式。 冷战后国际冲突主要是不是文明的冲突？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此已经作了热烈的讨论，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有了答案。本文拟在对亨廷顿所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评论的基础上，就冷战后国际冲突的模式作进一步的建设性探讨。 文明是否国际冲突的主因？ 尽管可以认定，文明或文化的因素可能成为国际冲突的一个诱因，甚至说在冷战后这种因素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和某些范围内有所上升，然而，文明的差异并非国际冲突和战争的根源，“文明范式”这一命题不能成立。对此可以从文明发展的两个基本动向进行分析。 首先，当代文明的载体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文明冲突的内容和含义已与历史上不同。历史上的各种文明从空间上看都比较封闭，文化载体是地理意义上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只能表现为君主国或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或者表现为亨廷顿所说的不同的亲族国家(kincountry)族群之间的冲突，这些都属于国际政治范畴的“地域性冲突”。然而，当今的文明冲突已经不仅仅表现为传统的地域性冲突，而且表现为“社会性冲突”，即社会结构——阶级、阶层、集团的冲突。因为当今世界文化传播的功能愈来愈强，不同文明之间的渗透在所难免，正象卡尔·多伊奇所说：“尽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可弥补的差异，但他们之间却又有着不可避免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且，在某些方面，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在今天这个日益缩小的地球上变得更加密切了”。①由于文化的传播和社会的流动，每一文明内部目前都不是铁板一块，都是受其他文明的辐射，都存在许多亚文化。这一现象即是文化的多元化，它成为当今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犹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说：超工业革命的锤击正在毫不夸张地将社会砸成碎片，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亚文化群爆炸”的过程之中。②文化多元化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文化的差异由传统的空间地理分布向现代的社会群体分布弥散。例如在美国，既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有自由主义者，也有保守主义者，还有激进主义者；有恪守西方传统的，也有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和反传统的等等。而在中国，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也日趋明显。这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不具有相互内在联系，而且在历史上独立的种种特质，现在却结合在一起而且变得不可分割，为那些没产生这种认同的地区中无对应物的行为提供了所需的理由。这种情形的必然结果是，无论从行为的哪个方面看，各种标准从积极的到消极的不同文化中都会无处不在。③如果说不同文化之间会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冲突不完全发生于不同文明的地域之间（即整体文化的冲突），而也会涉及一个国家和地域内部（即亚文化的冲突）；或者说文明的冲突不单是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且越来越可能是东方和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与东方和西方的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于是，文明和文化所引起的冲突越来越呈条条状，而非块块状，文明的冲突越来越不是一种国际政治问题，而是渗透到国内政治之中。而且，由于整体文化的冲突与亚文化的冲突犬牙交错，事实上是后者削弱前者，作为国际冲突的文明冲突的对象越来越模糊。总之，文明内部的文化多元化必然对国际上的文明冲突起到一个缓冲、牵制和消解的作用。十字军东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其次，从人类文化学的观点看，文明之间不仅冲突，而且融合，这是因为文化具有涵化和整合的功能。一个社会内部的文化多元化过程也就是全球范围的文化融合过程。文化多元化一方面是一种文明向外传播的过程，同时也是另一种文明的涵化的过程，并且各种文化要素通过文化整合而融为一体。④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趋于一致性的“匀质”过程。佛朗西斯·福山在其引起较大反响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人》中提出，所有追求经济现代化的国家均越来越相似，人类社会渐渐趋向“匀质化”。⑤虽然该书许多观点我们并不同意，但在这一点上福山却说出了真理。亨廷顿教授在其1971年的著作《变动不居：现代化、发展与政治》(The Change to Change:Modernization,Development and Politics)中也把现代化视为一个匀质的过程，认为所有的社会都将朝着一个终极融合运动。但在《文明的冲突？》中，他却一反过去的看法，对匀质化、世俗化和理性化避而不谈，转而片面强调文化的异质性、排他性以及宗教化或反世俗化的倾向。实际上，文化的异质性与同质性、宗教化和世俗化两种状态都存在，而总的来看，世俗化是主流、文化趋同是历史总趋势。阿尔蒙德指出，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文化的日益世俗化，这已成为“普遍的趋势”⑥；而白鲁恂认为，随着文化世俗化的发展，文化的同质性将越来越多，最后会产生一种“世界文化”(world culture)；⑦詹姆斯·罗斯诺也指出，世界的相互依赖的增强带来了价值规范的共享，促使全球共同体对地域共同体的吸收，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正在塑造着“全球文化”(global culture)⑧。“全球文化”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对民族文化的一体化和民族认同产生消解作用，这正是迈克·费瑟斯通等“文化全球化”论者所关注的问题。⑨这种全球文化虽然还没有完全生成，但可以看到的是，人类所享有的共识是越来越多了。1992年的世界环境与发展首脑会议，1993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达成最后协议以及1995年社会发展问题全球首脑会议都昭示着这一趋向。世界各国总的来说是对异文化抱有更加宽容和吸收的态度，而不是更加顽固和排斥的态度。虽然，某些国家仍会保留其某些传统文化特色，而全球文化的形成也并不抹煞文化的多元性，但每个国家每种文明都必须置身于这样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中，都必须对其他文明和文化作出适应，都必须在更多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