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数届空谈之后，本届七国首脑会议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方面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赋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新的职能，为防止墨西哥式金融危机的重演，不仅要建立一套完善的预警机制，而且要设立一笔应急基金，数额为580亿美元。 有关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各方酝酿已久。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国际金融体制的基础。近半个世纪之后，世界经济已变得面目全非。随着固定汇率制的瓦解，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资本市场上交易手段使人眼花缭乱，交易量已达到天文数字，世界主要国家间的汇率管理几乎已不可能。汇率剧烈波动引发通货膨胀、贸易战和金融危机的危险困扰着各国经济的增长与稳定。八十年代的世界债务危机又迫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包括世界银行，把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经济调整。资金用途的改变致使国际金融机构无力单独挽救类似墨西哥式的金融危机。 面对当今国际金融领域的两大难题：剧烈汇率波动与突发性金融危机，在哈利法克斯会议上，七国首脑选择了后者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建立预警系统的目的是为了在潜在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获得必要的信息，督促当事国采取必要的政策与措施，避免危机真正出现，或降低危机的影响程度。一旦危机成为现实，则需求助于应急基金。假如这种预防加援救的双保险方案能顺利得以实施的话，金融危机蔓延的“墨西哥效应”似乎应该得以避免。然而，这一方案的实施首先必须要求成员国能及时、准确地公布和提供有关经济、金融方面的重要资料与数据。达不到这一点，预警功能将无法发挥。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国来讲，这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次，这笔应急基金的来源，包括认购比例，支配权限的分配、使用方式等问题尚有待于解决和落实。另一方面，这一方案并未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危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产生的隐患。危机发生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庞大的不受控制的国际资本流动。现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规模约为35万亿美元。哪怕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在发展中国家流动，其冲击力将是极为可观的。而从国际货币基金的立场看，推动国际资本的流动，减少对其所进行的限制是其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与应付突发性金融危机相对应，解决剧烈汇率波动问题再次被七国首脑会议所搁置。其根本原因是，这项任务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应付突发性金融危机的难度。当前汇率的波动越来越脱离一国价格水平、国际收支状况及其它实物经济指标的影响。只有西方主要大国实施相对协调的经济政策才有可能产生效力。但是，七国首脑会议在协调成员国经济政策方面的能力却在逐年下降。所有成员国都面临减少预算赤字的任务，因而不可能用财政政策处理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事务。于是，货币政策就成了刺激或限制国内增长的唯一手段，进而谁也无法利用它来达到外部目的。同样重要的是，大量私人资本的流动使各国中央银行吓得不敢采取措施对付这种局面。与此同时，各成员国之间对汇率波动本身还存在利益上的分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国际金融制度的监督和维持机构，对西方国家来说，基本上已失去了它的实用性。在80年代，7国集团作了一些尝试来使汇率管理确定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同样，在建立欧洲汇率机制过程中也是如此。全面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强其国际金融制度监督者和维持者的地位面临着众多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来自西方国家。在基金现有的178个成员国中，发展中国家占139个，而它们的投票权只占总数的不足50%。无论是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和维持机能，还是改革其内部决策机制，在某种程度上，都意味着西方国家现行特权的丧失或减少。这也是为什么七国集团把全面改革国际金融组织予以推迟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