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走过的道路，我现在似乎从以往的教训中悟出了一些道理。当然，这些结论首先对我们自身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已开始的改革远未结束，还有许多艰巨的任务摆在面前，这些结论对其他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也都有裨益。 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的各种价值观——社会公正、不可剥夺的人权和人的自由、民族平等、和平、在国际关系中不诉诸武力——这种种价值观，实质上同全人类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而且是永恒不泯的。 社会机体的理性的发展，以人的利益为目的。全面、充分的民主——这是走向新文明的道路，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无论在过渡时期之初，还是在整个改革进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适应既定目的的手段。通常，目的与手段的相互关系是政治、政治活动、政治进程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复杂的一个问题。 从极权过渡到民主的改革道路，要求社会做好耐心、细致的变革准备工作。小心谨慎，尽管有时拖拉，但是较为妥当。 在改革的各个阶段，正确、及时地选择目标和达到该目标的途径，具有重要意义。我承认，我们，特别是我本人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 我深感不安的是，我们未能把打破旧的和建立新的生活方式这两者同步完成。最初，可以较多地打碎官僚机构；但与此同时，也可以积极地建立新的、民主的经济管理及整个社会的管理机制。 延误提出并解决民族问题，造成了大的、可能也是最大的损失。长期以来，为各民族牢不可破的友谊盲目陶醉的我们，一直相信，苏联民族之间关系的主要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诚然，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各民族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进步和变化。但不幸的是，后来执行的总方针是在实际上抹煞民族差异，这就意味着俄罗斯化，践踏各民族的正常权利。 我们对社会民主化本身赋予民族复兴的潜力强大的推动因素估计不足。在高涨的民族情绪中进行投机的贪婪势力恰恰利用了这一点。结果，民族发展进程在许多地方具有破坏性。 现在完全明白了（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明白了），解散苏联的决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目前我们遭受的种种不幸，就是该悲剧性步骤的直接后果。 显然，恢复原苏联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了。但我每天都越来越清醒地感到，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某种性质的、新的一体化。这不仅仅因为经济上有联系，还有群众意识的原因。苏联作为一个国家解体了，但统一的国家意识还存在。 在经济上，我们照老规矩，从重工业、机械工业开始进行了改革。假如当初从农业、轻工业、食品工业，即从能更快地为人们提供更多产品的部门，从能稳定社会基础的部门开始改革，效果就会更好。总之，在改革上路之后，我们未能准确地把握时机，选择渐进的措施去推进改革。 前总理盖达尔和他的班子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情况：经济改革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有阶段性的过程。他们的经济政策（“休克疗法”）不分先后次序，对人民采取藐视、甚至是反人道主义的态度。驱使盖达尔班子如此决策的还有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偏见——盲目崇拜货币理论和方法。经济政策中的公式化极其危险。须知，我们的特殊性如此之多，是任何一个公式根本无法概括的。 当前，国内外关于改革政策面临威胁的议论颇多。不过，我以为，这种威胁不在于人们对改革班子的失误和改革主张的批评指责。威胁在于未经深思熟虑的、未能成功实施的改革措施，可能激起人民对改革的不满情绪和否定情绪。而这种情绪又被改革的反对派、复仇主义者和反对势力所利用。 还有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结论。不管以什么方式从极权主义向民主过渡，都需要建立一个由政治和社会力量组成的，能够为改革方针提供实在的、有力的支持的集团。 我认识到，一个政治领袖，即使被授予极大的权力，其行动的自由也是有限的。政治决策，尽管其基础不仅是良好的愿望，而且是对生活有相当的了解，仍不会万事如意。有时，只凭逻辑思维，仅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往往事与愿违。在感受了高尚与卑鄙、无私与贪婪、忠诚与背叛的种种矛盾之后，我更深刻地懂得了人际间的政治关系何等复杂，何等微妙。我也懂得了任用干部的失误给决策造成的后果是多么严重。 遗憾呀！作为掌舵人，我未能保证航船驶向平静的水域。我寄希望于历史学家，历史的功过及其原因，请他们去评说。 摘自俄国《自由思想》杂志1993年第11期 *俄国《自由思想》杂志1993年第11期摘要发表了戈尔巴乔夫新作《艰难决策的年代。1985-1992年》一书的前言和后记。原标题为《我不知道还有幸福的改革者》，本标题为译者所加。在这里，戈尔巴乔夫对其领导的改革进行了回顾与反思，仅供参考和研究。 游宝珩/吴育群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