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朝野一直在进行着关于外交政策的辩论。这场辩论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在这个新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威胁来自何方。”对此答案，美国政府、舆论精英及普通民众各持一端，即使各阶层、各集团内部也很难找到一致的观点。1993年下半年，美国Times-Mirror中心进行的数次民意调查，集中反映了美国各界对于当前国际事务的不同态度和观点①。这项调查成果的问世，为我们深入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的未来走向提供了重要线索。 Timse-Mirror中心的这项调查是苏联解体后美国国内进行的一次最为广泛的外交政策民意调查。它是由1993年7月至8日对649外舆论领袖的抽样调查、9月对2000名普通成年人和10月末对1200名成年人的问询所构成，然后将三次调查综合比较得出结论。因此这项调查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各种不同观点的比重和来源。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对舆论领袖们的调查。从被调查者的构成中可以知道，他们是美国政府决策的主要影响力量。其中外交界人士主要选自国务院以外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防务与安全界人士选自国防部以外的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所，众所周知，这两个机构实际上是曾经担任过高级职务的外交家的战略家所组成，他们的观点常常间接反映了美国政府外交和战略决策的要求；企业界人士是从《幸福》杂志排名1000家大企业和金融业的行政首脑中选出，所谓政界人士则来自50个州的长和80万以上人口城市的市长，这两类人士往往是总统的后台老板或者是未来的总统，但又经常发出与华盛顿不一致的声音；学术界是由各大学校长和各主要思想库领导人的代表构成，科学界则是来自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国家工程科学院的成员，他们代表着美国政府决策的思想来源，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为总统提供可选择的政策取向；传媒界人士是由美国各大报刊、电视和广播的社论撰稿人、驻华盛顿处负责人和专栏作家所组成，由于他们对大众态度的重大影响力，可以称为“真正的舆论领导者”。此外，宗教界代表着美国各大教派，文化娱乐界则是出现在美国名人家上的各类艺术家和文学家，这两部分人往往使政府和大众的选择带上浓厚的感情色彩。所有这些人几乎都是成年白人，2/3以上拥有较高学位，40%具有博士头衔。这些条件决定了他们中大多数人能够从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来作出政策选择，从而也证明了政府分歧的深刻性。这些上层集团的代表人物与下层民众的观点相左，说明美国社会在对外事务中的认同危机正在加深。 以下是按政策的分歧焦点来考察各个集团的取向。 （一）、在苏联解体后，美国是否仍然具有充当“世界秩序领导者”的地位和能力？ 这个问题在精英阶层中反映出明显的矛盾心理。在对外事务中最为知情的外交、防务、传媒、企业界人士看来，美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也明显低于10年前；但是另有约1/10的精英认为，美国应当在世界新秩序中担任唯一的领导力量。在这两端之间主间的大多数精英（约占总数2/3）认为，美国虽不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领导力量或最有决断权的国家，但却是在处于最高层次的国家中“具有优势的强国”(Prepcnderant power)。在他们看来，只要美国保持唯一的军事超极大国地位，其对世界事务的领导作用就不会消失。然而受各种因素的牵制，他们赞成实行一种“分享的领导权”，使美国在其中最具影响力。可以说，这种“分享领导权”论是美国官方的的主流观点。在对下层民众的测试中，也只有少数人支持美国在世界上进一步发挥领导作用，而2/3的人认为美国不应比别国“更积极地”行使这种领导作用，故赞成“分享领导权”。 由此可知，美国舆论的主流已经把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加以定位，即实行某种“形式变化了的领导权”，而如何行使这种领导权，则取决于对世界未来战略格局的判断和对美国外交政策目标顺序的排列。 （二）、在未来的2000年，最可能影响世界格局的发展进程是什么？ 这项预测实际上是美国制定未来战略的依据，所以特别值得注意。由于冷战后多极化格局尚未最后确定，美国对外政策失去战略目标，这是制定新战略的最难之处。因此，美国决策层需要找到对未来世界格局最有影响力的若干因素。 在这次测试中，精英阶层各个集团无一例外地把“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作为第一位的未来发展进程，颇有些出人意料。每个集团都认为这个发展进程是肯定的或可能的，尽管这个选择至少在目前还没有将中国作为主要假想敌。大多数精英们认为中国不会动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和南沙群岛（斯普拉特利群岛），但对此应有所警惕。只有安全—防务界的预测认为，中国将会在领土争端中动用武力，而且将这种可能性置于未来重大进程的第四位。由于防务界对于战略决策的重要性，这项估计人数虽少，但其作用不可低估。 大多数精英集团把列于第二位的重大进程是“德国在欧洲居主导地位”。对于德国，美国上层人士基本上不担心它会成为一种复仇的力量，相反认为由德国来领导欧洲联合的进程可能比由别国来领导更具有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