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在经济、社会事务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了“新加坡奇迹”的赞誉。新加坡的成功与李光耀的治国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李光耀，就不会有今天的新加坡。因此，不研究李光耀的治国思想，就不可能真正领悟新加坡所以成功的秘密。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尚缺乏必要的研究。本文拟对其作一初步的论述。 一、李光耀治国思想的基本内容 1.经济中心 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特别是曾经亲身领导过本国人民进行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第一代领导人，往往都把意识形态放到本国发展的头等重要问题上来考察，在制订发展政策和路线时，首先考虑其意识形态，这种做法势必束缚自己的手脚，在发展的过程中左右观望甚至徘徊不前。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李光耀的不平凡之处就在于在取得政权后便能及时地“将革命意识转变为建设意识”，把主要精力放到经济建设上面来，始终把经济发展视为其治国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还在新加坡尚未独立时，李光耀就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天堂不会随着独立而马上到来，以满足他们人民日益增长的希望。恰恰相反，要使生活过得好起来，必须更加努力地去发展生产力。否则，大家都还要同受贫穷之苦。这种严峻的考验是在行动中而不是在口头上。千百万贫困者不关心也不知道理论，他们要求生活过得好一点，要求一个较为平等和公正的社会。”①后来，他又反复强调，“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跟不上人民的愿望，恐怕你我都会面对麻烦”，“一个国家，假如经济上没有进展，老百姓生活没有改善，人民不满情绪依然存在，或迟或早，该政权都是会垮台的。”②他指出：“生产力是决定我们前途的最重要因素……我们的生产力增长将决定我们未来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③ 李光耀认为，要使经济得到发展，在经济政策上就必须奉行“实用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怎样做对发展经济有利就怎样做。他强调，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实际情况是制订和修改政策的依据。那么，怎样才是从实际出发呢？综观他的言论，至少包含这样几层意思。首先就是要从新加坡的国情出发。他说：“新加坡的情况是独特的，即使在具有殖民地背景的国家当中，它的情况也是特殊的，”④因此，在制订政策时，一定要从这种独特的实际出发。其次，想问题、行事要唯实，不要轻信言论。李光耀明确提出：“新加坡人必须掌握不要轻信言论。不要轻信任何传说，不要因为是报上或刊物上曾刊载了就相信它。不要根据推测性的报告，而没有事先调查证实，便采取行动。”⑤再次，政策要随着实际情况的改变而改变。李光耀指出：“我们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是因为我们能够随着情况和社会的改变而改变。”⑥再者，行事要从实际需要出发，不要纠缠于历史。他的这种态度在对待要求日本赔偿问题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63年，正当新加坡积极争取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时，在新加坡发生了群众坚决要求日本赔偿的事件。李光耀对于群众的愤慨与痛恨是很了解的，他知道日本必须给予新加坡适当的补偿。然而，他不愿因为赔偿问题而毁损了新加坡工业化的计划。为此，他向新加坡人民指出：“目前，我们必须忍耐，尤其我们必须现实”，因为：“新加坡工业化的计划，需要日本人的参与。”⑦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在制订和调整政策时，不受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的限制。李光耀明确指出：“人民行动党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府不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民行动党完全没有死守教条理论或教条政策。”⑧ 李光耀认为，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他指出：“我们发展了一种竞争制度，使得每一个工人、经理人员，企业家和专业人士，能够在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底下做出最好的努力。我们从来没有试图通过行政管制去抗拒自由市场的力量。我们的小规模经济，使我们从来不敢尝试采取保护措施，去抗拒外来的竞争，而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必不断地试图根据某些预先想好的经济，或道德秩序去策划我们的经济。”⑨有效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正是新加坡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前提。 在社会财富分配方面，李光耀反对过分地实行“福利主义”。他认为，在“福利主义”方面走得太远，就会导致绝对平均主义，从而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社会和人民失去竞争心和进取心。他指出：“如果以社会主义为名而在重新分配财富方面做得太过分，这将抑制竞争和力争上游的主动性，这样的社会主义将失败。”⑩因此，他主张，在新加坡“每一个人——不管政府过去的政策或政治的指导原则如何——都得各尽所能，他之所得，就是他值得的酬报。”(11)他强调指出：“如果你要别人作出最大的努力，工资上的差别是必要的，所谓‘公平’是相对的。道德上的价值判断只适合用在教导社会主义的课本上。”(12) 值得注意的是，李光耀也强调非经济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加坡早在建国初期，他就指出：“非经济因素——即人的因素——对于经济的成长，有非常重大的作用。”(13)后来，更明确提出：“单靠资本投资的增长是无法达到最大的增长潜能的，良好的工作态度、集体协作、对公司效忠、和谐的劳资关系，都是必要的条件，能够使生产力不断增加的是操作机器的工人。”(14)他十分重视发挥东方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注意把其中合理的伦理成份与竞争意识结合起来，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如他强调劳资和谐，提倡建立团体精神、集体精神，强调保持勤勉的工作态度等。应该说，这些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都有一定关系。诚如李光耀所说：“新加坡成功的一个最强有力因素，就是50到70年代那一代人的文化价值观。由于他们的成长背景，他们肯为家庭和社会牺牲。他们也有勤劳俭仆和履行义务的美德。这些文化价值观帮助我们成功。”(15) 2.一党治国 李光耀虽然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但却坚决反对实行西方民主社会主义者所鼓吹的多党制。他指出，多党制要行得通，必须是各个政党都信服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但事实上，各政党的政治态度、信仰却是有所不同的。因此，他认为，在新加坡不能搞两党制或多党制。他坚持认为，议会民主并不一定意味着国会中一定要有一个反对党，一个良好政府的建立也并非有赖于国会中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坚定、公正和合理治国的政府的关键在于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本身。他说：“1965年到1981年这几年，是新加坡最好的年头。在这一段时间里，新加坡享有历来最高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也正好是在这些年里，我们政治稳定，在国会里没有好斗、吹毛求疵的反对党，这并不是偶然的事。”(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