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解体后，国际间和国内的民族冲突显得很突出。其实，这是个老问题，又有新的因素。民族问题十分复杂，但是，我们只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才能理出一个头绪，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一.国际民族冲突与国内民族冲突 我们这里讲的民族是指Nation，通常译作国家。因此，本文主要是从国际政治经济的角度来考察民族问题的。当然，国内的民族问题往往是同国际之间民族问题有联系的，其中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本文也会附带地谈到。 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国家都是为了追求财富和权力而存在的。 1、财富是权力的基础； 2、权力是获得财富的保障； 3、国家政策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保证一国的财富和权力； 4、一国的财富和权力从长远来看是一致的，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也可能为了国家的安全，而暂时牺牲经济的利益，以达到长期的经济繁荣。 远的不说，单从世界市场经济发展史看，从十七世纪重商主义发展以来，各国为了争夺世界市场和资源，为了争夺财富和权力，发生了多次的民族冲突和战争。这类战争是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谴责的。 目前许多学者都在探索能否建立国际关系中互惠互利的态势，以避免国际间的恶性冲突。市场经济本身是互惠互利的经济，在国际市场经济中能否做到互惠互利，促进各国的繁荣呢？这里的前提是建立国际间正常的交易秩序。 然而，国际交易中存在着一个难题，即参加交易的各国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不可能服从于“世界范围的政府”的决策的指导。这里不存在可以作出经济决策的“世界社会”，这里只能存在各国之间的谈判和协议。谈判和协议失败，就会引起冲突，甚至引起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即国际范围的民族冲突。 国内的民族问题与此不同，因为在一个国家之内，有着统一的政府，有统一的法律，不论实行联邦制或民族区域自治，都必须服从一国统一的宪法，这有利于一国之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交易秩序的确立，也有利于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从而有利于财富的增加和权力的保障。但是，在市场交易秩序混乱的情况下，国内民族之间也会发生矛盾或潜在的冲突，这种冲突有时又同国际之间的民族冲突交织在一起。或者是由国际民族冲突引起国内民族冲突，或者是国内民族冲突引起国际冲突。 由上可见，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发展条件下，如何解决国际间或国内民族利益矛盾问题，是一个老问题。 二.计划体制下的霸权主义与市场体制下的霸权主义 这些新因素出现于霸权主义之后。 前苏联企图用“阶级斗争”和“计划体制”来解决它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即从东欧到蒙古的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它企图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民族问题。苏联本身的解体和东欧的激变已经说明，霸权主义下的民族和谐已化为泡影。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经互会”，说到底是为了谋求前苏联的霸权利益，损害了别国的利益，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解体，从而导致前苏联本身的解体。 如果说前苏联用霸权主义下的计划体制来解决民族问题已经失败，那么美国用霸权主义下的市场体制，能否解决民族问题呢？ 霸权主义下稳定的理论把霸权看作是一国在物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其中主要是：1、霸权必须控制原料；2、霸权必须控制资本；3、霸权必须控制市场；4、霸权必须控制高附加价值产品的比较优势。 控制原料产地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的典型特征，帝国主义对外奉行领土扩张政策，其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原料产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石油的控制，直接影响到美国的霸权地位。 控制资本，同样是权力的重要源泉。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可以廉价地获得资本，对自己的朋友给予优惠贷款，对自己的对手则拒绝给予贷款。例如，十七世纪，荷兰靠自己的良好的资本市场获得了政治和经济权力。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则是英国。在最近50年，美国以此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潜在的权力可以产生于一国的市场规模。对其他国家开放自己的市场或关闭自己的市场往往是“经济权力的潜在武器”①。一国的市场规模愈大，它的经济权力也愈大。例如，美国经常以是否开放自己的市场，给予别国以最惠国待遇，作为自己施加影响的手段。 在产品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作为一国权力的源泉是当前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中值得研究的新问题。按照传统理论，工业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都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自己的比较优势。自从二十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尽管在纺织品和其他基本工业品方面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但是，由于美国能出口高科技产品，并且具有生产未来更先进技术产品的基础，所以它并没有失去某种占支配的经济地位。这种地位是建立在一国的技术优势的基础上的。 自从产业革命以后，十九世纪的英国和二十世纪的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具有实行霸权的物质前提。 在1880年，英国是世界金融中心，控制了原料产地，人均收入最高，直到1938年，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占世界贸易总量的14%。在十九世纪，英国科技处于领先地位，劳动生产率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