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现年66岁的布热津斯基是波兰裔美国人。毕业于哈佛大学政治学专业，1973年出任卡特的外交政策顾问，嗣后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现参加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理事会工作。该中心不属于政府机构。最近他赴布拉格参加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讨会。俄国《今日报》1994年8月19日发表了托德雷斯和马扎洛娃采访他的文章，现摘译如下，仅供研究和参考。 ——随着共产主义体系的崩溃，世界上原来的实力平衡体系也解体了。在前东方集团各国进行后共产主义转换的过程中，是否要建立新的世界安全体系？ ——当然需要，由于某些国家正在变成欧洲的一部分，因此产生了扩大欧洲安全体系的必要性。这两个过程是相互联系的，但不是自动地联在一起。两个过程的标准不同，可由不同的组织保证它们的进展。加入欧洲联盟可能意味着同时加入作为军事联盟的西欧联盟，但并不意味着自动加入北约。 ——您认为哪些国家在转换过程中取得的成就最大？ ——在这个问题上难以提出绝对领先的国家，捷克很好地解决了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但波兰经济增长的指数高得多，国内总产值中私有经济成分所占的百分比大得多；匈牙利迄今为止外国投资数量最高……总的说来，捷克、波兰、匈牙利、爱沙尼亚和斯洛文尼亚都是有目共睹的成功的例子，那里的转换是不可逆转的。但我依然认为这些国家不一定同时一起参加欧洲联盟和北约。他们可以同时加入，但也可以不加入。 ——但是您一直强调波兰在它那个地区中的特殊作用。 ——我已经提到了它的经济成就。而且它还是（前东欧）最大的国家，这意味着对西方来说是战略上最重要的国家。 ——按照您的观点，欧洲的界线究竟在什么地方？就实力、文化、经济方面而言。 ——在不同的方面有不同的标准。倘若就文明而言，这一界线由某种共同的哲学和宗教传统、文化背景等决定。倘若就经济而言，当然是欧洲联盟。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欧洲主要的定义。倘若就政治而言，这是国家的民主体制。倘若就安全而言，这非常可能是北约和西欧联盟。 ——在谈到欧洲文明的界线时，您没有提到地理的界定点。 您有没有很好地研究过地图？ ——不过您通常从不把俄国列入欧洲国家…… ——我又要请教您了：地图上符拉迪沃斯托克是在欧洲吗？ ——那么根据这块大陆的历史和政治来看，莫斯科是在欧洲的首都吗？ ——从地理上看当然是的。 ——如果美国军队从德国撤出以后，欧洲会不会感到自身是安全的？ ——不会感到安全。不过依我看，他们不可能完全撤走。据我所知，欧洲没有一个政府希望美军从德国撤走，包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再说美国人民也宁可让自己的军队留在那里。 ——在那些现已摆脱共产主义的欧洲国家里德国的影响始终是很大的。 ——这在目前也感觉得到。有一点很重要：德国在经济和政治上与欧洲一体化的工作做得很好，在与北约的一体化上也是如此。它的武装力量完全在北约的控制下。因此，现在德国的影响问题与当年十分强大的这个国家的危险的、民族主义的时代不能相提并论。这些变化是欧洲一体化的结果。德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黑暗的过去。 ——您认为就俄国而言，它在多大的程度上摆脱了过去呢？ ——在德国，极端主义分子和纳粹分子各自得不到20%的选票，而鲁茨科依和日里诺夫斯基在俄国则情况完全不同。俄国的集权主义才结束了三到四年。 ——鲁茨科依和日里诺夫斯基不能决定俄国的国家政策。为什么您继续写文章，大谈其由此产生的帝国危险呢？ ——我重复一遍：俄国的极端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势力很大，并得到不少公民的支持。假如把鲁茨科依和日里诺夫斯基的选民加在一起，总数就是民族主义、帝国极端主义这一基础的30-40%。而且还不应忘记保存下来的对共产党的有力支持，与德国支持纳粹的力量相比是大巫见小巫。俄国的政治条件就是如此。我同情俄国的民主派。因为他们面临的任务异常艰巨，他们将要走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 ——您对按中国方式转换的经验抱何态度？ ——我不久前到过中国，这个国家与俄国的差别有如神话一般。中国发展的速度、城市的繁荣、商业积极性的提高、商品的丰富、生活水平的蒸蒸日上（至少是部分居民），这些与俄国的总形势作比较，反差是惊人的。现在中国对俄国的远东、西伯利亚很感兴趣，想扩大同这些地区的联系。这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是件好事，但可能会使俄国人非常不安，特别是因为成功和失败的对比十分明显。我想虽然在今后五年里中国会碰到困难，但它能继续顺利地发展。 ——还有一条后共产主义发展的道路——乌克兰。您在乌克兰总统选举前夕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应该支持新当选的政府首脑，并说明他着手改革。然而无论取胜的是库奇马还是稍稍落后于他的克拉夫丘克，到目前为止都不特别倾向于实际的经济改革。 ——如果他们不开始改革，我们就不给他们资金。同样的话我们去年对俄国也讲过。7国集团同意美国的想法，假如俄国继续改革就给钱。改革继续进行，支持改革的钱就会源源而来。我们对乌克兰采取同样的做法。要么他们着手改革，否则我们不帮助他们。道理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