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2013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欧洲成为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恢复最慢的地区。2012年后，西方媒体开始认为危机的本质不是经济危机，而是政治危机，“民主赤字”、“合法性危机”、“民主危机”之说频见报端。①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说：“2008年之后，我明白了，(欧盟的)扩大、一体化和民主化都不是自动前行的，而是可逆的。在欧盟历史上，我们头一次真正经历了民主的瓦解。过去我没想过这也是可能的。我们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②2013年英国政治研究协会(PSA)年会以“派对结束了？”为主题，认为“迄今支撑政治生活和政治分析的一些认识、假设、模式或已难以为继”。③不少中国学者也认为欧洲乃至西方的民主已深陷困境。④ 然而，问题有其复杂的一面。第一，如按传统的“民主”定义(在一种享有普遍投票权的体制下进行定期、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国家政权机关对议会负责，表达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基本公民权利⑤)，欧洲的民主体制未有明显变化。危机几年来，欧洲“一贯对民主标准与公民自由的高度尊重并未减弱……(民主)未出现明显的进步或退步”⑥。然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欧洲民众对民主运作的满意度大幅下降，⑦学者对欧洲民主也多持悲观论调。第二，没有任何一个关于欧洲“民主困境”的观点取得垄断性的解释权力。激进左翼人士将民主危机视为资本主义盛行的直接结果，不惜为救民主而呼吁解散欧盟，⑧而哈贝马斯、贝克等倡导全球主义的学者则建议消除民族国家边界，建立“世界性公民的全球主义联合体”、“通过更多欧洲来实现更多的民主”。⑨在此两个极端之间，各种说法不计其数。各家观点各有逻辑，单看有理，放在一起则常相互矛盾。第三，西方民主在二战后表现多有起落。20世纪60年代一度出现“民主危机”，冷战结束后不久，对民主的质疑再起——民众厌政、政党式微、投票率下降、极端势力坐大等现象备受诟病，“民主赤字”、“后民主”、“民主死亡”、“民主空洞化”、“反民主”等说法层出不穷。⑩与此同时，欧洲也在摸索解决办法，“民主创新”已成为民主研究的新热点。(11)这说明，欧洲民主本已处于重要转型期，欧债危机某种程度上只是使固有矛盾激化、凸显，同时，危机也有可能促进欧洲推进民主创新。 因此，欧洲的“民主困境”是一个远比民主学说更为复杂的问题。本文认为，要理解欧洲民主的深层困境，须有超越“民主”的视角。 危机期间，欧洲民主的一大特点是“换得了政府，换不了政策”，盖因全球经济运行自有其逻辑，欧洲的危机决策则服从此逻辑。本文尝试从社会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入手考察欧洲民主面临的困境。 英国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1886-1964)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对社会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作了经典论述。他认为，在19世纪之前，人类经济一直都是“嵌入”社会之中的。工业革命以来出现的“自我调节的市场”这一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要想创造一个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就必须把人类与自然环境转变成纯粹的商品关系，而这必然会造成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毁灭。因此为了挽救人类社会，人们就必然抵制这不受限制的市场。这个过程就好比拉伸一条巨大的橡皮筋。一旦绷断，就意味着社会解体或者经济回复到更“嵌入”状态。(12)在社会与经济的分析框架中，“民主”实际上成为社会的代名词。2009-2013年的欧债危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经济与社会的矛盾状态——危机中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压倒了社会和民主的力量，“欧洲社会模式”受到冲击。 所谓“欧洲社会模式”，指的是欧洲在二战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与社会相互妥协的发展模式，其核心特征是兼顾效率与公平。这种模式本已处在压力之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兴起，国家为市场护航，社会则被挤压。(13)对这种重市场效率轻社会公平的新自由主义，欧陆“半推半就”——“英美准备好了意识形态和工具，欧洲满怀期待又颇为尴尬地跟随”。(14)新葛兰西学派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欧洲一体化是精英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策略，其主要目的是以跨国模式绕开国内民主制度，在全欧层面削减福利和推行自由化改革。(15)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欧洲的社会民主力量被迫向中间靠拢，走“第三条道路”。也就是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的社会进一步听命于经济，社会与经济之间关系日益紧张，而欧债危机则使这种紧张关系进一步凸显。最明显的表现有二：一是民众抗议和政策分歧导致“弱政府”和“短命政府”，提前大选、组阁难产、政府危机成为常态。2009年1月，冰岛政府成为首个因金融危机而下台的政府。进入2011年，爱尔兰、葡萄牙、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斯洛文尼亚等相继因债务危机而更换政府。2012年年中，希腊提前大选，在一个多月内连续举行两次大选才勉强组阁成功。2013年，意大利大选后艰难组阁，总理、总统人选数度难产，政府成立后频频“面临崩溃”。二是反体制社会抗议运动频发，其代表是2011年5月西班牙“愤怒运动”和2011年10月受美国“占领华尔街”启发而出现的各种“占领运动”。这些新型抗议活动以年轻人为参与主体，但诉求不明确，没有阶级支撑，使用了新型组织沟通方式，并带有“反体制”性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因在新型社会抗议运动中积累了政治资本而被选上台，成为“新一代”政治家，如2013年意大利大选中，2009年才成立的极左党派“五星运动”的领导人、喜剧演员格里洛意外崛起，成为可以左右组阁的政治力量；西班牙“愤怒运动”的一些参与者也步入了政坛。(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