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关系的发展与变化是基于对现实世界及未来趋势的认知。当代现实世界的主要挑战来自科技进步、人口变化和自然及人为灾害带来的社会变迁。政府能否有效应对，取决于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变化的适应。在后危机时代，欧美从政府治理结构改革、经济规则重建及新一轮一体化中着手应对挑战，这在欧美地缘战略的变化中可见一斑。 (一)欧美治理变革应对社会变迁 (1)人类社会的互联互通速度不断提升，价值观出现趋同，但在人为和自然灾难面前，其脆弱性也有增无减，政府和制度的能力和可信赖度不断下降。民众对现实和未来感到焦虑，对于媒体、政府和市场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无论何种政体，一党、两党还是多党制国家都面临相似的社会挑战，而传统政党和政府安于现状，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制度都创新乏力，政治妥协成本提高，政府重建信任面临挑战。 如何挽救政府治理能力和提高社会凝聚力？欧美学者梳理总结了三种方式：最务实的方法是加强政府间合作，提高政府在海内外投放财富、资源的能力。如二十国集团的成立，即是这方面的尝试。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务实”意味着时效性和阶段性，像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组织在后危机时代的欧美环境中只是“权宜之计”；最有效的办法是提高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在大多数国家，与人民的安全、利益、福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息息相关的不是中央或联邦政府，而是其所在地、市、州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最根本的办法是提高公民自身防范全球性灾难的能力。不同的社会群体能够通过技术及基础设施跨境相连，因此，政府需要超国家权威实施治理，但是又没有国家愿意让渡更多的主权。欧美宁愿“公民自治”，也不要超国家的“威权政府”。①这一逻辑的结果是，无论是世界贸易组织还是联合国都不会发展成为超国家组织，全球治理的困境仍将存在。 (2)欧美经济结构改革和跨大西洋贸易与伙伴关系谈判源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的认知。自福特时代开始的工业化产生了批量生产和大宗消费的经济生活方式，而数字经济使分散生产和个性化消费成为可能。过去，劳动力加资本即可有产出和利润，而未来劳动力的定义会被机器人改写。当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产出国，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时，全球能源秩序发生了改变。全球价值链结构、贸易秩序、地缘经济和财富分配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也反映在现阶段的贸易谈判中“贸易量”的提升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革命性技术不断出现的情况下，推动规范的与时俱进，防范对全球共有领域如气候、环境、人类健康的破坏，并保障一国利益在全球竞争与合作中的最大化。 (3)全球化向地区化的回归。地区主义是“地理上邻近国家为了特定的共同目标而推动相互整合的理论和实践”，强调地区国家在共同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一系列的规则，通过共同行动实现安全、经济、社会或综合性的一体化。②随着一体化实践在不同地域、既不相邻又不相近的国家间开展，地区主义理论也在发展。欧美将“跨大西洋”的概念扩散到“环大西洋”，包括拉丁美洲、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这些未来“增长之极”，其原因一是应对全球性问题挑战；二是中国、印度等域外国家在大西洋南部的地区渐趋活跃；三是南南贸易和相互投资显著增长。在北方领导力削弱时，欧美企图借新一轮地区化维护自己的地位。西方“老三样”——共同价值观、共同愿景，共同规范，始终是区分“你我”的标识。在环大西洋关系的框架下，南、北方国家共同提出价值观、愿景和规范重建，这在过去难以想象，西方与现实的妥协可见一斑。 (二)全球议程下的欧美关系 (1)欧债危机中的欧美关系 分析欧美新一轮的全球议程，需要简要回顾全球金融危机对欧美关系的影响，这关系到今后一段时期跨大西洋关系的基础是否牢固。欧洲尤其是德国对美国在欧债危机中的态度和行为并不满意。危机之初，奥巴马政府认为欧债危机是一般的经济问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致使危机愈演愈烈，直到威胁美国的经济复苏和奥巴马竞选连任，才派财长盖特纳等人不断往返华盛顿与布鲁塞尔之间，“教导”欧盟如何建立银行业联盟、开展银行压力测试，实施刺激性而不是紧缩性财政政策来解决危机。但是美国既没有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救助，也没有通过其他的方式提供流动性帮助，甚至打击市场，阻碍对欧元恢复信心。危机期间，美国舆论不断批评德国，例如指责德国贸易顺差占国民生产总值(GDP)比重超过6％，而同期中国贸易顺差占GDP比重降到3％以下。③美国对德国领导的欧洲心存疑虑。随后曝光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德国总理默克尔事件，加深了世人对这一问题的判断。 (2)欧美国际安全议程 欧美安全议程的优先顺序不同，主导思想也不同。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外行动过度扩张，而国内经济出现衰退，综合实力下降。奥巴马时期，美国政策回摆，在“内向”的同时转变对外关系方式，不再聚焦于某一方面，如防范俄罗斯、反恐，而是以参与规制方式保持对多边、全方位事务的主动性。奥巴马政府以国内发展优先为主导，收缩海外战线，逐步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脱身，以重振盟国关系、伙伴关系及多边的方式“重返亚太”。尽管其手段与方式受总体环境影响而发生变化，但主导思想依然受地缘政治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