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关系：进展与前景

       一年多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启动了新一轮有关欧美关系的讨论和研究。前一轮成果见于《欧洲模式与欧美关系》(2004年)。新一轮讨论注意到，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欧美两大力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欧美在经济领域里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变化。冷战结束后，欧美跨大西洋关系日趋向经济领域延展。2007年，欧盟和美国签署了“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框架计划”，成立了“跨大西洋经济理事会”，跨大西洋关系在与市场相关的各个领域里深化，目标指向“欧美共同市场”。考虑到中国和欧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即将进入第二个十年，在规划中欧未来十年关系发展变化之际，有必要以欧美伙伴关系作为对照，进行比较细致的考察。这一比照恰好遭遇2013年6月欧美宣布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有关欧美关系的讨论由此再度升温。

       欧洲研究所课题组在比较中欧关系和欧美关系的过程中涉猎了多个比较深层的领域，包括欧美贸易投资关系、政治机制与理念、民间或多部门、双边法律和条约规范以及科技合作等，最终成果见于《中欧关系蓝皮书》(2014年)中的“中欧关系与中美关系比较研究编”。上述研究基于立体化的视野考察了当今的中欧关系和欧美关系，得出的结论远远超出了单面研究，特别是仅从外交角度分析国家关系所能观察到的事实和问题。例如，我们观察到，欧美之间不仅在贸易的绝对额方面领先，在贸易的结构和质量方面占优，而且欧美企业内部的跨国贸易雄踞全球的主导地位，在相互投资方面显示出高度的依存。与这种密切的经济关系相关联，欧美之间在高科技领域里的合作和人文领域里的互通几乎无可比肩。欧美民间多部门对话机制深入到市场规则、企业规范、产品规格、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市场融合的深层领域，其规范性效益不可小觑。这种规范性效益还可见于欧美之间的法律框架和条约体系的完备程度。欧美用60多项有效的双边条约规范着欧美之间在经济贸易、科学技术，乃至防务、司法、教育、海关等许多领域里的合作，任凭欧美之间各种风波的冲击，也难以动摇这些合作的基础和框架。这些经济、社会和法律的合作基础托起了欧美的政治共识和安全同盟，支撑了“基于共同价值的”跨大西洋安全体系，①是很多排他性双边体制建设的动力源，也是所谓“G7 VS.E7”②的世界格局观的主要依据。这样的基础决定了欧美关系不仅具有战略性，同时具有经济互补、机制保障、社会支持和价值认同等作为支撑。在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国际金融危机剧烈冲击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沉重打击下，欧美通过相互靠拢寻求新出路是必然选择。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欧洲研究所的研究与世界发展的大势和中国学者的兴趣高度吻合，并激发了关于欧美关系更加深入的探讨和议论。在这一期笔谈中，学者们围绕着欧美之间的TTIP谈判进行了分析。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首先，欧美在TTIP谈判中所做的尝试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未来世界的经济规则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曾经规范了不平衡的世界经济发展，同时也为这种发展所突破。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重要支柱的多边世界贸易机制经历了从关贸总协定(GATT)到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发展，从美国主导发展到美欧主导，再发展到新兴经济体的广泛参与，已经不能完全体现和适应欧美的利益诉求，区域贸易和双边贸易安排遂成选项。在WTO主体框架继续运行的同时，欧美都开始了大规模多方向的双边和区域贸易机制建设，“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渐成趋势，世界贸易领域里呈多双边机制并存的格局。与WTO框架以法律规范市场的主要方式不同，目前区域和双边的自由贸易安排倾向于以国家间条约来规范贸易活动，国家的政治和战略意图参与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高调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举动震动的不只是经济圈，还有战略界。美国加入TPP的目的当然也不尽如美国贸易代表弗洛曼(Michael Froman)所称，仅是为了“扩大美国市场、确保工作岗位和就业率”，更是为了设定世界贸易与投资的美国标准，重新划定或继续推展美国的经济战略边界。在新边界内的任何规范都意味着对边界外的排斥。TTIP不可能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协定，虽然其动力来自于欧美的市场和资本力量，其宣言是为了创造就业和繁荣经济，但是为了欧美两家的市场和就业，排他型的规范将不可避免。欧美两家实力相互作用的TTIP谈判进程本身就是对世界贸易投资规则的重新规范。

       其次，进行TTIP双边协议谈判的行为主体是代表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政府，作为谈判主体的政府受到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资本扩大市场的冲动。从欧美资本的利益诉求看，更大的发展空间、更统一的市场，永远具有无尽的吸引力，加之北部欧洲，特别是德国成熟高端的制造业和美国的再工业化进程之间存在现实的互补潜力。在TTIP启动之前，欧美的商界就在博弈的同时通过“跨大西洋经济理事会”等机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协商与合作。共同的市场规则对于它们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二是社会文化领域的制约。欧美文化和社会虽然同根同源，但是经过百多年，特别是二战后的发展，欧洲和美国社会都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特的模式，彼此的认同度有限。在TTIP谈判过程中出现欧美遭遇法国“文化特例”、美国转基因农产品、欧洲过高的劳工标准、斯诺登事件引发的监听领域中的法律及惯例等问题只是双方矛盾的很小部分，欧美全面的市场接轨还会带出更多的矛盾与摩擦。欧美虽然在建立共同市场方面有共同的追求，但是要穿越重重的社会障碍还有许多难题要克服；三是国家力量在推动双边协议中的作用远大于在全球性多边规则制订方面的作用。受到更多行为主体的利益制约，协议的达成在多边框架下要相对迟缓。问题在于，国家力量虽然可以比较有效地推动双边协定，但是国家力量的加入势必将更多的非经济目的夹入经济贸易协定，其中不排除针对第三方的排他性规范。因此，双边和区域的贸易安排并不简单地是对多边WTO规则的补充，还会由于国家力量融合了政治、战略或社会目的而对资源的配置造成浪费，甚至引起局部无序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