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0 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4)02－0085－26 一 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人(类)的安全(human security)”问题逐渐成为当代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学术界以及联合国等重要国际论坛，与此相关的理论探讨和政策辩论层出不穷。在其倡导者看来，国际社会的安全主体或安全关切对象已经或者应该从国家转向人类个体或整体，“人的安全”应该取代国家安全或国际安全而成为首要价值。 然而，在国际政治的语境中讨论安全问题，不能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尽管当今国际体系与三百多年前相比，在地理范围、权力结构、交往规则和价值规范等方面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基本性质并未改变，国际体系仍然以民族主权国家为主体并且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在人的安全乃至全球安全等新的安全观念或安全关切日益受到重视的同时，国家安全仍然是各民族国家在交往互动时普遍珍视的一种重要价值、乃至首要价值。与此相关，作为国家在安全相互依存时代确保自身安全的一种必要的外部条件，全球以及区域层次的国际安全——集中体现为国际体系本身的存续以及国际基本秩序与交往规范的维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成为一种公认的价值。相比之下，国际社会在“人的安全”问题上所形成的共识显然要“稀薄”得多，在学术理论与政策实践两个层面都存在着许多重大分歧。因此，辨明各种安全价值之间的关系，厘清在具体情形下其合理的优先等级次序，思考进行合理价值选择的原则与途径，以避免陷入本末倒置、顾此失彼或得不偿失等各种政策误区与两难处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本文的目的，是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探究“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辨析围绕这两种价值所产生的学理论争和政策分歧并探讨可能的解决途径。为此，本文首先描述和分析“人的安全”观念或概念的兴起及其背景。其次，辨析人们对“人的安全”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相关理论分歧。复次，联系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研究的各种理论观点，探究“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这两种价值之间的关系，厘清它们的合理边界与兼容范围。最后，联系当今世界政治的现实，从实践伦理的角度提出一个分析框架，以阐明应对价值冲突与政治分歧、进行伦理判断与政策选择的途径与原则。 二 “人的安全”观念的兴起 “人的安全”显然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更不是一个新问题，只是长期被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这类传统主流话语所遮蔽。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的安全”问题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这主要是因为以下三点：首先，随着冷战格局的瓦解，过去长期被东西方矛盾所掩盖或者由于两极格局的相对稳定而得到有效控制的一些潜在的冲突、危害或威胁很快暴露出来。其次，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各类全球性问题或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安全相互依赖”的现实日益明朗，传统的安全观念与安全战略受到冲击。人们发现，这些新的因素主要是对人类个体或某些群体而不是国家构成了直接威胁。例如，对人类安全尤其是生命安全与生存质量的直接和现实威胁，不是过去一直被视为核心安全议题的传统国际战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大国核对抗或军备竞赛，而是诸如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经济危机、贫困、流行疾病、自然灾害、人权侵犯等问题以及与国家治理失败和内部种族、部族或宗教矛盾有关的各类新型战争或暴力冲突。与此同时，民族国家似乎没有足够的能力或意愿去应对各类新的威胁，保护“人(类)的安全”。最后，“人的安全”概念的兴起，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与理论背景，这就是冷战结束以来西方自由主义(尤其是自由派国际主义)国际政治观念的重新抬头和国际人权话语的盛行。①事实上，如果追根溯源，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安全”最初主要是一种“西方话语”，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谈论各种新安全挑战时，使用更多的是“非传统安全”这个概念。 众所周知，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其价值取向和出发点从根本上讲是个人的自由、福祉和尊严。在国际关系的层面，自由主义既把个人视为主要国际行为体，又把国家看做最重要的集体行为体，即以个人为开端，试图理解由个人构成的各种组织如何相互作用，因此国家是多元化而非一元化的行为体。但自由主义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成为一个十分庞杂的思想系统。一方面，分别由共和自由主义、商业自由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所衍生出来的“民主和平”、“商业和平”与“制度和平”论，本质上都是以发达国家和跨国资本利益为主要关照对象；另一方面，以个人权力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派国际主义(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又是人类安全、全球安全等新观念的主要倡导者。②这在冷战结束之初还集中表现为“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相应地，“人的安全”也几乎成为“人权”的同义词，从而被赋予了比“国家安全”更高的价值。这类自由主义观念还认为，现实主义用来维护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主要政策工具——国际均势——远不足以应对人类个体所面临的日趋多样化的安全挑战，人类安全以及国际安全还需要诸如法治、国际制度乃至国际干涉、包括军事干涉等新的手段。③ 不过，“人的安全”并非自由主义独家垄断的话语，它实际上已成为西方学术界、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公众广泛关注的一个公共议题。④就学术理论层面而言，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安全研究领域的一些著名学者已开始注意到传统议题的局限性，主张把研究范围扩大到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其他各种重要威胁，而不只是军事威胁。⑤研究环境安全的学者们则认为，鉴于环境恶化对人类所构成的直接威胁以及与国际冲突之间的潜在和间接联系，环境保护应该成为国家安全政策的议题之一。⑥此外，一大批被笼统称为“批判安全研究”的理论观点也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的批判锋芒所向，不仅在于否定国家是安全利益的主要提供者或保障者这一“常识”，更在于揭示一个在他们看来显而易见的道理，即仅仅着眼于国家间关系根本无法真正理解人类“不安全”的现实。只有将注意力转向社会性别、历史、种族、族群或经济关系，才能够深刻、全面地理解不安全的根源。⑦其中，建构主义理论试图用“人的安全”概念来挑战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中心主义立场，认为它们过分专注于国家，忽视了个人、群体、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组织等其他行为体，并且过分执迷于物质主义和实证主义，没有充分考虑到安全的主观成分、心理根源与人文因素。后现代主义借助“人的安全”概念来批判主流的知识论，进而反对把国家视为包罗万象、无所不能的安全行为体。女性主义据此批评主流安全话语所蕴涵的父权制特征。新葛兰西主义则要求根本改造现有国家体系与制度，认为拥有权力与意识形态霸权的政治精英们试图确立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全球安全结构，从而导致个人安全的边缘化。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