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安全领域正在经历变革并成为备受瞩目的研究领域。该领域的本科课程与运用相关理论的博士生项目数量都在增加。如今安全研究已发展为一个独具魅力的领域，这一方面是由于安全在“全球反恐战争”与“气候安全”时代具有显著地位，也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理论学派促进了学科的发展。 我们将安全理论(security theory)界定为旨在理解或管理安全议题的理论。这些理论在某些时期反映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般发展趋势，在其他时期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则不那么密切。国际关系理论的某些主要发展对安全研究影响比较小，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相互依存理论和政体理论；某些安全理论起源于安全研究领域，例如威慑理论或哥本哈根学派；其他安全理论则既是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安全理论，例如建构主义、女权主义或民主和平论。安全理论既不同于国际关系理论，也不同于整个安全研究领域，因为相当多的安全研究著作并没有明确使用理论。因此，安全理论是安全研究的子集，它经历了独特的发展阶段。 与比较研究相比，安全研究更加壁垒分明地分裂为相互并不认可的子集，这些子集通常没有意识到其他子集的存在。在欧洲的学术期刊、会议、大学和研究中心之中，近期出现了一系列关于研究路径的讨论：探讨批判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哥本哈根学派、巴黎学派以及这些研究路径相对于“传统路径”的优势。在美国多数大学或者《国际安全》和《安全研究》这类领军杂志，大部分学者根本不知道那些在欧洲和发展中国家成为争论焦点的学者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反之，美国的主要讨论大多集中于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争论，观念变量的相对重要地位以及权力和制度对秩序(和帝国)的影响。在世界其他地区，多数学者并不认为这些争论具有决定性意义。 当代战略研究发端于美国，并在那里展示出典型形态。安全研究在其他地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复制或引进美国经验的努力，美国战略研究成为其他地区安全研究效仿的对象。安全研究的美国学派和欧洲学派只是在后来才沿着两条平行轨迹发展。笔者试图评估我们在哪里，我们从哪里来，特别是我们将走向何方。这呈现出一种非对称结构，这一领域首先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具有同质性的、统一的中心—边缘结构，随后分裂为两个平行轨道。笔者按照时间顺序追溯了安全研究的起源，它在战略研究形成期步入黄金时代，随后又出现了短暂的衰落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了关于安全研究和认同(亚)学科身份的反躬自省的辩论，集中表现为各种理论创新。最后，笔者从目前的理论宝藏中探寻未来，期待这些理论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有所变化，同时也将影响政策议程上的主要议题。 安全研究的起源和制度结构 几个世纪以来，战争与和平、威胁与战略、人口统计与流行病这些议题一直在主导思想家和学者的议程。然而，直到二战结束前后，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安全研究才发展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一般一个领域建立起来后，就很容易发现此前阶段的先行者和准备性工作，因此安全研究可以追溯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关于战争起因及其预防的著述。 然而，20世纪40年代新的发展趋势就是在军事经验和以大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交叉点上，产生了一类独特的以宽泛的跨学科学术知识为基础的研究，旨在提供与政策相关的知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核武器对战争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也受到苏联对美国构成的全方位挑战(在意识形态、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影响。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然科学家(研制新武器、解码)和社会科学家(例如在战略轰炸方面提出建议)赢得了普遍声望，民事专家如今可以凭借其安全研究专长而成为军事问题专家。领军的战略思想家主要是民事专家，这正是1945年以后的研究与此前及西方之外研究的典型差别。 这一制度创新发生于安全概念进入中心舞台之际，安全成为高于防务和国家利益等此前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口号的理念。在美国，导致这一变化的一般条件包括：对科学用途的乐观判断，理性地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亟待解决的重要新兴安全议题(核武器及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的出现，研究得到了慷慨资助以及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 在二战结束与冷战开始的时期，战略研究形成的关键因素在于需要民事专家来制衡军事领袖。这一方面受到了科技发展的影响(核武器及预防战争研究的迅速发展是关键的战略诉求)，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更宏观的政治考虑，旨在避免军事动员所造成的长期不良政治影响。 军事因素显然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逐渐意识到核武器将如此深刻地改变安全等式，也需要不同于经典军事知识的专业知识。问题在于不应该打仗，而应该避免战争，应该探寻核武器的部署方式与战争爆发可能性之间的联系，并借此实现政治收益。研究重心从战术和操作性层面转向了真正的长期战略，从运用某一特定科技，转向面向未来推动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 尽管最初威慑游戏似乎受制于实战的真实情况这一要素，但将核战略视为需要进行单独分析的具有一定独立性的领域，逐渐变得十分必要。它需要单独的专业知识，这种知识绝不是军事专家所掌握的知识。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精辟地指出：“核战争推动了理论化过程，因为它具有理论化特质，而不是实证性的——这种战争从来没有爆发过。”或者用理查德·斯莫克(Richard Smoke)的话说，安全研究出现的首要前提就是“抽象分析无法解释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