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3日，安倍自民党联合政权成立后的首次日美“2+2”会议在东京举行，日方外相岸田文雄及防相小野寺五典、美方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哈格尔出席了会议，这也是日美两国外交及防务负责人首次齐聚日本召开此种会议。会议以应对所谓的21世纪“新的威胁”为口号，声言要“基于日益严峻的亚太安全环境”和“日本周边安全环境”，“协商中长期的日美安全合作和驻日美军整编等议题”，[1]并高调发表了名为《迈向更强的同盟和分担更大的责任》的共同声明。会后，日美有关方面对此次磋商及其成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会议具有“历史性意义”，[2]标志着日美近20年来第一次真正扩大军事同盟，将对今后十年的同盟发展起到指引作用。[3]那么，此次会议“新”在何处？是否具有重大影响？ 历史对比中的日美“2+2”会议 由两国外交防务负责人出席的新日美“2+2”会议机制，正式始于1994年，并从此后形成每年举行一到两次磋商的惯例。[4]多年来，日美“2+2”会议机制在其双边安全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迄今为止的新旧两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78年和1997年)均由该委员会决定并公布。平时，“2+2”负责促进日美两国政府间的相互理解与安全合作，并就构成日美安保基础的问题进行协商，同时由“2+2”(及其)之下的日美安全高级事务协商(SSC)以及专门用于协商“实施日美地位协定”的日美合同委员会(JUJC)进行政策磋商和情报交流。1997年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制定后，为有效推进其中规定的防卫合作，日美又决定建立“总括机制”和“调整机制”。其中，“总括机制”以“2+2”为顶点，由包括防卫合作小委员会(SDC)、共同计划研究委员会(BPC)等在内的五级机制构成，并于1998年桥本内阁时期正式启动。 进入21世纪后，日美多次不定期地举行“2+2”会议。每次日美“2+2”会议及其共同声明，几乎都有特定的主题并取得一些主要成果。例如，2005年的两次会议及其声明，主要是为了配合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及驻日美军整编，制定日美共同战略目标以及评估明确双方的角色、任务和能力分工。2006年的会议则敲定了实施整编的日美协作路线图。[5]2007年的会议是根据形势发展微调并重点强调了一些与防范中朝、加强与澳印东南亚合作等有关的共同战略目标，还鉴于周边的弹道导弹问题日益“严重”而重点确认了强化导弹防御合作事宜。2011年的会议，除了涉及3.11后的救灾合作等非传统安全内容外，其主要特征还体现在以日本新《防卫大纲》出台及中日岛争为背景，日本政府向重新强化同盟迈出实质性“回调”步伐，日美从调整新形势下的共同战略目标入手，重新确认进一步联手应对中国崛起、着手打造全球同盟并共治“全球公域”、日本配合美国“重返”并分担责任等。当然，这些设想由于民主党政权极度不稳而未及系统落实。 21世纪以来的日美历次“2+2”会议及其声明，不变的口径和固定项目是宣示要通过深化和拓展合作来强化同盟，共同维护亚太地区安全，并强调中国的“军力发展问题”。在这三点上，“2+2”的设想和规划多呈现一种“延续”中的“创新”。同时，“2+2”会议往往受双方外交安全领域的军政精英主导，共同文件的磋商和起草也是由双方中高层职业军政官僚担任，而他们在政策倾向性上多具有专业封闭和思维保守等自我惯性。21世纪的“2+2”文件和同期三份美方著名的“阿米蒂奇报告”的基调和结论不谋而合，原因盖在于此。 此次日美“2+2”会议的看点和意义 对比2005年以来所有各次“2+2”会议，从双方发表的共同文件看，本次会议的新意大致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6] 第一，最大的看点是对同盟的一种“准重新定位”，日本被赋予更大的“责权”，同盟渐显“相对均衡化”趋向。说是“准”，一是因为其意义在宏观战略上尚不抵20世纪90年代中期“再定义”的那一次，二则其“将来时”的成效尚待观察(包括此次会议的一些成果主要是日方态度更主动的结果)。尽管如此，与以往会议显著不同的是，此次会议上日本安全防卫政策调整本身即成了重要话题之一，并且调整的具体措施还罕见地被写入了共同声明之中。同时，对日本在安全防卫政策上的自我“解禁”和“松绑”这一重要调整——包括安倍首相及其内阁的外交防务负责人对参会的美方代表就“积极和平主义”政策、设立日本版“国安会”、行使集体自卫权、制定国家安全战略、修订《防卫计划大纲》、增加防卫预算进行的说明，日本在同盟框架内发挥更大作用，日本意欲对国际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等等，美方在双方的共同声明以及联合记者招待会上都表示出了正面首肯和积极欢迎的姿态。这应当说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信号，其战略意义和历史意义将在今后日美关系的发展演进中逐渐明晰起来。 第二，作为以上定位的集中体现，会议决定2014年年底前完成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工作，制定未来15年到20年日美同盟进一步强化的“路线图”。日美认为，1997年版“防卫合作指针”的安排已经过时，对日本“限制”太多，日本强烈希望通过重新分配职责让自卫队承担起更多“矛”的作用。日方提出要重新审视或修改“指针”，至少在小泉内阁的2006年“2+2”会议上就已开始，其后民主党政权下的森本敏防相和长岛昭久防卫政务官在2011-2012年又进一步提出了此类要求，但美方并没有给予很积极的正面回应。此次修改的背景，被认为主要是应对钓鱼岛争端、“中国日益频繁的海上扩张”和朝鲜的核与导弹开发；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即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谋求亚太“再平衡”，但却是心有余力不足，不得不考虑进一步发挥日本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