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政治伊斯兰①在中东崛起，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生冲突，自此，美国与政治伊斯兰的关系成为影响美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美国学者约翰·埃斯波西托指出，“美国外交与政治伊斯兰深深纠葛，卡特以来的每一位美国总统都必须应对政治伊斯兰”。②进入21世纪，政治伊斯兰激进派频繁发动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政治伊斯兰从名义上的恐怖主义上升为对国际安全及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9·11”事件后，在反恐的背景下，美国与政治伊斯兰的关系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2011年，以突尼斯政治剧变为肇始，多个阿拉伯世俗威权政权倒台。剧变后，政治伊斯兰在阿拉伯世界群体性崛起，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Ennahda)、埃及穆斯林兄弟会(the Muslim Brotherhood)、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PJD)等伊斯兰党派通过选举上台。一向反美的政治伊斯兰崛起，为美国带来新的挑战。本文拟梳理美国与政治伊斯兰关系的历史沿革，分析政治伊斯兰崛起对双方关系的影响，并展望其发展趋势。 一、西方学术界对政治伊斯兰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系列与政治伊斯兰有关的重大事件引发政界和学界对政治伊斯兰的关注，特别是伊朗伊斯兰革命、苏丹政治伊斯兰上台、阿尔及利亚选举、“9·11”事件、阿拉伯剧变等发生后。西方学者普遍承认，政治伊斯兰是一支重要的跨国性力量，也是西方政治制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反对者，但他们对政治伊斯兰负面影响的认识程度不同，可以据此将他们划分为融合派(accommodationist school)和对抗派(confrontational school)。③ 融合派主张理性看待政治伊斯兰，将其视为挑战而非威胁，认为美国可通过接触和引导，使政治伊斯兰成为促进伊斯兰世界变革的积极力量。该派代表人物有美国学者约翰·埃斯波西托、约翰·沃里(John O.Voll)、列恩·哈德尔(Leon T.Hadar)和英国学者詹姆斯·皮斯卡托利等。对抗派将政治伊斯兰视为冷战后美国的主要对手，主张遏制各种政治伊斯兰运动，防止温和派通过选举上台，严厉打击激进派，该派代表人物有美国学者伯纳德·刘易斯、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马丁·克雷默(Martin Kramer)等人。两派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政治伊斯兰性质的认识、政治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以及上台后的政治议程等方面。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政治伊斯兰的性质 融合派学者认为，“政治伊斯兰是健康的草根运动，是对无力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阿拉伯政府的回应”。④他们将政治伊斯兰视为“阿拉伯国家唯一有实力的政治反对派，其产生的原因是阿拉伯国家政权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⑤列恩·哈德尔认为，西方媒体和学术界为妖魔化伊斯兰教，制造了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伊斯兰威胁论(Islamic threat)和绿色威胁论(green peril or menace)。“伊斯兰威胁范式，是媒体、官员、游说集团共同制造的神话。”⑥埃斯波西托和皮斯卡托利等人认为，西方国家错误的中东政策是导致政治伊斯兰对西方产生仇恨的根本原因。⑦“伊斯兰教和伊斯兰运动并非必然是反西方、反美国和反民主的”⑧。西方国家应积极与政治伊斯兰接触，了解其主张和诉求，以缓解双方的敌对关系。 对抗派学者认为，伊斯兰是西方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生活方式的敌人，伊斯兰极端主义具有反人类的特质，甚至是全人类的敌人。该派学者将伊斯兰威胁与纳粹主义和法西斯相提并论，认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是一种邪恶的意识形态，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继承者。丹尼尔·派普斯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激进运动，与传统宗教相比，它与共产主义、纳粹主义等运动在精神上相近”。该派学者还从战略高度评估“伊斯兰威胁”，将其与前苏联相提并论，认为政治伊斯兰是冷战后美国的“新敌人”，其宗旨是建立伊斯兰集权国家，西方世界不能允许伊斯兰集权模式取代苏联集权模式。⑨ (二)对政治伊斯兰多样性的认识 融合派学者反对笼统和简单化地理解政治伊斯兰，认为政治伊斯兰本身是多样的，它们有着不同的政治诉求和斗争手段，主张把小部分的激进派政治伊斯兰与整个伊斯兰教、全体穆斯林区分开来。约翰·埃斯波西托认为，“多种不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不能被化约为一个铁板一块的整体，也不能根据一个预先设定的单一层面的公式或战略予以估价或回应”。⑩法国学者吉利斯·凯佩尔(Gilles Kepel)认为，“伊斯兰主义运动是一些有着不同的社会变革计划的社会团体”。美国学者穆罕默德·艾尤布认为，“无论是沙特和伊朗等自我标榜的伊斯兰国家，还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巴基斯坦伊斯兰促进会(JI)等政治伊斯兰，均有各自的政治议程和意识形态，政治伊斯兰没有统一的模式。因此，政治伊斯兰因其产生背景不同而具有显著区别。西方将政治伊斯兰视为一种统一的、无差别的运动是不正确的”。(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