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经济法的边缘，是指经济法学的研究范围，其核心是廓清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行政法的界限。这是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老问题，本文拟从新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以确定经济法学的研究领域。 一、问题的提出 过去的经济法学理论研究，关于经济法的研究范围都是与研究者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界定紧密联系的。在此笔者将其称之为“调整对象说”。这一学说有多种观点，［①］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影响的观点是以划分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为前提，将它们之间的关系表述为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法律部门，然后确立经济法的独立地位。［②］这一理论，看似对经济法与民法、经济与行政法的关系作了划分，但深入考察便不难发现：它并没有真正阐明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也不可能划清它们的界限。这里明显的问题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至今仍无统一认识。以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来作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就不同学者所认识的不同的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而言，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行政法的界限或经济法的范围绝非毫厘之差。 本文无意于批判或非难某种理论，且笔者也是调整对象说的赞成者。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作为一种既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研究的深入，阻碍了纵深思维，因此，有必要跳出既定模式的简单框架。 笔者认为，现存的调整对象说在阐述经济法的独立性时，至少存在如下难题： １．作为区分民法与经济法、行政法与经济法的标准的调整对象究竟是什么？是经济关系还是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特点是什么？ ２．经济关系能否分割？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在调整经济关系时是共同调整还是分别调整？如果是共同调整，不同的法律部门以什么为划分标准？如果是分别调整，不同的法律部门又应以什么为划分标准？ ３．法律部门的分类与学科分类是否同一概念？以调整对象为标准所划分的法律部门是学理概念还是法律形式概念？ 这些问题，都是十分艰难却又必须解决的经济法学基础理论问题。 二、调整对象与法律部门的划分 经济法具体的调整对象是什么，笔者将另文讨论，这里仅研究调整对象对于确立经济法部门即经济法学研究范围的意义。 调整对象说的基本观点是将经济法有无独立的调整对象作为经济法能否取得独立的法律部门地位的基本标志。综观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诸流派及观点，关于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可分为两大派，即肯定派和否定派，而两大派的基本论据是一致的。否定派认为：“经济法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一个十分必要的法律学科”。因为“经济法没有统一的调整对象和方法，所以，无论是单个的经济法规或是这些经济法规的总和，都不能构成独立的法律部门”。“谁要想建立一个经济法部门，就必须指出这些经济法规在调整对象上的同类型，或者指出我国现阶段已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关系，并应找到在这种经济关系中起作用的特殊规律，找出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原则和方法。如果只是简单地把已经受到其他法律部门调整的诸种经济关系都归由经济法调整，并以此建立经济法部门，这不仅违背了唯物主义法学关于以社会关系本质属性作为划分部门法的基本理论，而且必然是以否定或者贬低其他部门法为代价的。”［③］肯定派则是以肯定经济法有独立的调整对象为依据，认为经济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肯定派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又有多种观点，但均认为经济法是调整一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④］这里可以看到：无论哪个流派、哪种观点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都反复使用了两个概念，即“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这两个概念是否可以等同使用？它们的内涵与外延是否一致？确定它们的涵义直接关系到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界定，对于确定经济法的研究范围具有直接影响。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社会关系”。法理学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主要是法律所调整的不同的社会关系，即调整对象，社会关系即人们之间的 相互关系，……不同的社会关系实际上是指社会的不同领域，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家庭、民族等各个领域。”“社会关系涉及到各个领域，就是在某一个领域中，其范围也是十分广泛的。例如：经济领域就存在各种社会关系，调整经济领域的社会关系，决非一个法律部门所能囊括的，除民法外，还有经济法、劳动法等”。［⑤］据此，社会关系的不同属性是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那么，作为法律的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呢？是“法所调整的一定的能够体现为意志关系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其特点为：“（１）是一定范围的社会关系，是统治阶级认为最重要的，体现和反映国家、组织和个人重要利益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全部社会关系。（２）是可以体现为意志关系和意志行为的社会关系，是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自觉努力的心理状态支配下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和行为，而无意志的行为不能成为法律的调整对象。（３）是现实中具体存在的，具有明确的主体、客体和具体权利义务的社会关系，而抽象的、观念的社会关系是不能成为法律的调整对象的”。［⑥］至此可以认为，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也应该是具备上述特征的社会关系。 其次，我们再考察一下“经济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关系是人们在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为基本内容的经济活动中结成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将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的产生论述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⑦］斯大林则对经济关系的内容作了如下说明：“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１）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２）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３）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⑧］显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关系就是指社会关系。但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经济关系却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概念，它所反映的是经济运行规律或诸经济因素间的相关性以及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⑨］这时的经济关系绝不是社会关系。 根据以上考察可以认为，“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在法学中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西方经济学中都是有明确的涵义的，似乎可以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某些概念与法学中的概念是不应该也不能混同的。正如所有制与所有权在经济学与法学上的涵义一样，它们分属不同的范畴，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关系均不是法学上的社会关系，至少不全是法学上的社会关系。然而，在诸多经济法理论研究中却出现了这些概念混同的现象，使得人们难以理解某一概念的真正涵义和范畴，如有的学者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作了如下表述：“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一定的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包括生产关系和具体的社会关系两种”，“由于生产关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所以经济法对于它无从调整，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一定经济关系，是存在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受生产关系制约的一定范围的具体的经济关系”［（１０）］这里的“经济关系”显然是指社会关系，但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关系就是生产关系。那么，根据以上观点，具体的经济关系如何产生？它又如何与生产关系相区别？既然经济法不调整生产关系，那么它调整的又是什么关系呢？以上种种均反映出概念使用方面没有划清范畴或学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