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理性导入人的生活，使人的存在成为可理解的事实。──这是一种真正的哲学传统，所达到的“哲学”纯正而高贵的自我理解。在它的历程中，始终忠诚地具备着对这种符合哲学自身概念的使命的确信和担当。它古老而深远，起源于苏格拉底和他的伟大学生柏拉图，并最终在黑格尔开创的思辩德语里创造性地复活，又在一种变化了的现代情境中，得到胡塞尔对它乡愁般的眷恋和偏执狂一样的捍卫激情，以及在伽旦默尔解释学那里的现代风格的表达与充分说明。 这一传统，是由一个极富意味的古希腊语词“形而上学”来标志的。然而也正是由于它的“物理学之后”的超经验性质，从而招致了来自经验实证意识的强大猜疑和反对。因此，几乎几千年以来它一直是在对自己的辨护与保卫中被展开和建立的。尤其是在功绩显赫的现代经验科学所营造的语境中，它更是空前地面临着几近蛮横的拒斥和蔑视，它的任何发言都可能被打断、非难以致湮没。最致命的是，这个时代自负到认定自己“进步”得足以超越一切历史的规定，“成熟”得足以摆脱一切传统的谨慎，“聪明”得自己的一切断言都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那么，今天的哲学将不再具有终将克服它的“危机”的幸运的历史相似性，而只是一个人类精神史上终于被终结的长达数千年的“迷误”？ “难道哲学……只是尚未得到充分解放以形成自己的合理性的认识精神的不成熟阶段？① ──连伽旦默尔也抗拒不了时代给予他的疑惑！当他如此沉吟的时候，是什么构成了他所感受到的巨大威胁？为什么以“理性化”为自己天命的哲学形而上学，在这个处处同样以“合理性”自我标榜的时代却成了一个不合适的异客？ 伽旦默尔的忧郁，不来自作为职业的哲学家的自我维护，而是源于对现代生活深处的洞察：“理性”已经破碎，这被肢解而成的“理性”断片正在以“理性”的名义丧失自身。 曾经由于其似乎是不可克服的危机而被判定为“垂死”的西方社会制度，在跨入现代纪元后却奇迹般地显示出它令人惊异的活力。一种丰富的历史感在暗示人们：从近代开始展开的这种社会生活形式，并不仅仅具有“资本主义”的属性，在更本质的意义上说，它还是“合理”的。 这可惊奇的“合理”，显现在贯注生活的技术本性上。它远非仅指现代社会直接委身、不可或缺的信息、机器、工程等技术成果，这此“都根本不是技术本身──而只是适用于技术的手段”。②作为“技术本身”的技术还有它更深广的品性。 此即人们欣喜地觉察到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一个被M·韦伯称为“形式的合理化”时代，正如韦伯所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企业经营合理化所由之起源的“簿记”会计制度，实际上一开始便喻示着现代生活必将依循的计算理性的历史命运。通过一种投资与收益的有目的的预先计算，并借助民法为代表的规范体系的契约保障，复杂得不可捉摸的生活细节都将获得一种“稳定的行为预期。”被浪漫主义诅咒的拜金主义在现代实践中得到肯定的重新理解：以货币为中介将一切可能的生活内容纳入市场交换，其真实的实践含义便是将杂乱无章的交往导入由计算推论出的“明晰性”之中，可交易性原则向一切生活领域内渗透。而一切产生经济学问题的地方，都会使用科学的合理性。人们设想并希望对人的生活及社会生活实行全面科学的控制，以致每一个人的和政治的决定可以不靠我们自己而是靠科学得到客观的实现。有谁能拒绝这种“舒适、平稳、合理、民主的不自由”③的诱惑呢？这也难怪四十年代以后，愤世疾俗的左翼激进运动在无形中逐渐烟消云散，连作为社会精英的欧美知识分子也普遍认同并憧憬着一种由福利国家、权力分散，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构筑的“经验的乌托邦。” “一种新奇的期望充斥了我们理性的意识，一个更加合理化的社会，或者简言之，即由理性和更合理的社会关系左右的社会，是否可能由有意的计划安排来实现。这就是技术统治社会的观念。”④ 这就是已经清晰化了的我们时代的自我意识：技术万能已经进入时代的潜意识而无所不在地掌握着我们的行为，使全部行为的结构在“合理化”的名义下被重新建构。 虽然“合理化”作为一个流行词进入人们的共同意识仅仅还是出现在韦伯社会学中的一个现代事件，但它作为一种潜在的规定性却远远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人们面对世界的态度。 “合理化”的词根是在古希腊语言中频繁出现的“理性”一词，“只不过是改变了词的重音”。从对神话传说的习惯信从中脱落出来的古希腊精神，“重新”亦即“第一次”面对原先熟视无睹的世界时，却感到无限的陌生，这巨大的陌生感带给人们新鲜和惊奇。于是──胡塞尔说，──“一种要了解的激情从此抓住了人类！”⑤胡塞尔这个富于现象学意味的描述将我们带入了“理性”最原初和最完整的本质之中：这种将世界视作一个问题并力求解答的热情与渴望本是极直接地基于强大而活泼的生命本能冲动──人必须将自己的生存呈现在了解的“明白”之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进行了他对“存在”概念的著名的语源学追究。我们惊异地领悟：“理性”、“存在”、“亮光（无蔽）”，这三个语词竟然是如此的原始同一。 这种我们称为“理性”的世界态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无限的观念”，也即说，理性是“不断的”理性，它必然不断地将世界纳入视界成为“对象”，不会永远局限在最先看到的直接的自然世界，它最终会把整个自然对象看成一个有边界的东西，并把目光延伸到这个边界之外。这就是说，人不仅追求着面前世界结构的“明晰”，他还渴望着自身在世界中“置身”这个行为本身的“明晰”。所以“理性”不只是对于客体世界的“思”，它还必将发展为对主体的人的存在的“反思”。于是，高贵的苏格拉底诞生了，并说：认识你自己！ 这就使我们触及到伽旦默尔所说的“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论点”！这一论点是如此深刻，以致于“它为所有不论过去或现在的人以及社会变化都提出了永恒的人类学基础。”⑥ “当一个生物在自然界或创造形成琏条中浮现出来时，当他脱离了与每一有生命的创造物在本能系统方面以及在和物种保存的关系方面的联系之后，自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⑦ 人，作为已经超越自然秩序的生命活动，在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并且作为思想存在物被置于自然常规之外，难道他还能依旧完全属于自然的因果律，象动物的自然意识那样义无反顾，不假思索地投入客观自然世界的洪流中去吗？然而这摆脱了动物无意识状态的人性分明又感到了“空前”的孤独与脆弱，感到了难以忍受的荒诞和虚无。它时时都有可能放弃自身而顺从那种物化存在的引诱，但是，一种混迹于动物完全驯从自然规则的“人”的生活方式是可以理解的吗？一旦人之为人的自觉形成，他也就预先接受了“人”的概念，它拒绝着“人”的“非人”的生存，因为那将同一地意味着“非明晰的”、“非理性的”、“不可理解的”、“荒谬的”。这也是哲学为什么总是不可遏制地将“猪”和“人”自明地区别开来，而绝不妥协于自然意识不得要领的反感和愤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