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哲学是一门年轻的人文学科，它的正式出现至今也不过几十年时间。它以不同的文化系统中的哲学观念及其体系为研究的对象，重点在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并寻找可以相互补充的可能途径。比较哲学起初依附于一般的比较文化研究（如比较民俗学、比较文学、比较宗教学等），在这种研究日益深入发展的前提下，比较哲学才得以从中脱胎出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哲学学科。西方的比较哲学萌生于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欧洲大陆，但它却在年轻的美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说明，比较哲学的发展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系统息息相关，因而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只有分析比较哲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前提，以及它在不同国家的发展状况，我们才有可能对西方比较哲学的发展获得一个概略性的了解。 一、比较哲学产生的社会条件 在古代世界里，欧洲、印度和中国这三大文化圈几乎是在完全独立、甚至封闭的条件发展起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之间虽不乏各方面的接触，但大多规模较小，影响不大，还不可能触及作为各自文化系统上层建筑的核心─哲学。西方人尽管早已知道中国和印度的存在，但这种知识对他们来说是相当遥远模糊的。 在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基督教会取得了独霸思想文化的绝对大权，它毫不留情地对异教和异端学说大加伐挞、严加迫害，根本缺乏承认基督教以外的其他思想存在的宽容精神。 随着新兴资本主义不断地向海外拓展，东西方的接触日益增多，西方人开始进一步了解东方。但这种接触不是相互平等的交往，而更多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光顾，有时则是伴随着经济、政治和军事侵略而进行的文化入侵。罗马教廷抱着输出宗教、扩大教会势力的野心，曾向中国等地派遣了一批批传教士。这些僧侣们在向中国人民灌输基督教教义时，也通过翻译把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介绍回欧洲大陆，这反过来也对欧洲思想和历史进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与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等人深受翻译过来的中国思想的启发，他们尤其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道德伦理及其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大加赞赏。莱布尼茨甚至主张，把中国的知识分子请到西方去。纵使这只是一种对中国文化隔雾看花般的了解，但它仍然对欧洲的启蒙思想产生了特别的影响。 十八世纪，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为了在东方获取经济利益，推行政治和军事的统治，迫切需要了解印度人的生活、思想及其宗教。于是，印度学应运而生，到十九世纪已十分发达。 虽然二十世纪以前，欧洲对东方已由知之甚少到知之渐多。然而，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始终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君临于其他地厄之上，欧洲中心论的傲慢态度和思考模式日益主宰了西方人的头脑。因此，他们总以救世主的心态去对待落后民族的文化，不愿降尊纡贵地去真正了解异族的文明。对西方人来说，中国学、印度学等学科的对象似乎只是些行将死亡必被取代的古老文明，而这种研究似乎只有类似古埃及学、梵学等研究那样的古玩价值。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真正平心静气的比较研究是难以产生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西方人以极其沉重的打击，对固有的那种历史进化论观念更是一种严厉的挑战。遭受失败命运的德国人对传统西方文明的怀疑变得尤为突出和沉重。正是这一偶然的历史机遇，使无名之辈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在广大欧美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极大的精神震动。斯宾格勒把文化作为一个有机体来对待，认为任何类型的文明都有其自身产生、成长和衰亡的发展过程。他以这种文明机体论立场来考察世界历史中存在过的各种文明，从而认定欧洲文化已达到其鼎盛期，正处在没落期，并将为其他文明所取代。这种悲观论调与支配了十八、十九世纪的理性主义及其历史进化论的观念是针锋相对、背道而驰的，它强烈地动摇了传统的信仰，而以欧洲文明即将走向没落这种预言更是有力地瓦解了欧洲中心论的自负心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似乎更进一步地加强了这种趋势，西方人对自己文化的优越感和自信心日益陷人危机之中。 另一方面，工业化在西方突飞猛进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现代化给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享受和自由。然而，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物质生活的过分极端化、利己主义猖獗泛滥等现代文明的病态发展，导致西方社会传统人文价值的丧失、道德意识的沦丧和生存意义的困惑等文化精神上的危机。 面对着这一切惶惑混乱的文化现象，许多有远见卓识的西方思想家逐渐意识到，必须对自己所立足的文化传统及现代文化作出深刻的反省，以摆脱重重危机的纠缠，寻找未来文明的新出路。正是在这种社会条件和文化心态下，历来被西方人所轻视的东方文化及其哲学，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反思传统的比较参照系。同时，随着工业化以不可阻挡的伟力向地球各个角落推进，各民族间的种种差异在逐渐缩小，世界呈现出一种迈向人类整体综合的历史大势，东西方都感到有增进相互理解、携手迈向世界文明新纪元的必要。所有这一切深深地激励了东西方许多明睿的思想家，在他们的倡议和身体力行的研究中，一门新的独立学科──比较哲学就呼之欲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