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儿“我思故我在”是西方哲学中争论最多的命题之一。这一命题不仅蕴含着近代哲学的开端，而且在很大程序上推动现象学运动的发展。研讨我思范畴的历史嬗变可以有助于我们认识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承继的脉络，从而挖掘出以古典理性主义向现代非理性主义转变的契合处，为更深入地研究西方哲学抛砖引玉。 一、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儿实行普遍怀疑后确定的第一原理。它在张扬理性、突出主体作用方面的巨大历史影响，自不待说。其间蕴含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析。 (1)、个体间区别的我思依据。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和普罗泰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仅指出对自我认识的重要性和人具有评价事物的主观性，至于如何认识自我及人在评价事物中如何体现主观性，历史上的哲学家们都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笛卡儿主张以“思”来界定“我”，确定起个体间区别的我思依据。 我是什么？笛卡儿认为：“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者说一个理性，这些名称的意义是我以前不知道的。那么我是一个真正的东西，真正存在的东西了。可是，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说过，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①。为什么用“思”来限定“我”，而不用我的非思想的行为呢？这是因为我是不同于肉体的东西，呼吸、走路都不过是动物也具有的肉体活动，它们是不确定的。因而不能成为我存在的标志。笛卡儿在分析时指出：“我必须意识到我在呼吸，这就是说，思维在这里仍然比呼吸更基本，因为我的思维不能成为我呼吸的内容，而我的呼吸可以成为我思维的内容。在这种意义上，说‘我呼吸，所以我存在’不过是说‘我思维所以我存在’”②。联想起笛卡儿把“思”理解为在我们身上发生而为我们直接意识到的一切，我们就不难看出，笛卡儿所说的我思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自我意识。每个个体的自我意识不可能是一样的，由此可以把个体与个体区别开来。笛卡儿主张以“思”来界定我，确定起个体间区别的我思依据，可以说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 (2)、我思的规定性。笛卡儿将“我”与“思”分开来理解，而且用“我”与“思”互相规定来建立起关系型存在。我是思维的东西，而“思”就是“在我们身上发生而为我们直接意识到的一切，因此，不只是理解、意欲、想象，就是知觉也和思想无异”③，可见，笛卡儿所说的“思”不仅指理性的思考，而且包括感觉，记忆、想象、意志、情感等心理活动，正是通过这些心理活动，我获得了我的现实性，我也正是在这种现实性中展开我的思维。笛卡儿坚持主张“我思想多久我就存在多久，……如果我完全停止思想，我也就完全停止存在”④，原因在于“只有思想具有这样特性，我不能把它与我相分离。……如果我一时停止了思想，我同时也可以停止存在”⑤。存在与思想的不可分离性，是由思想奠定其基础的。 (3)、我思的确定性。在笛卡儿那里，我思的确定性包含着两个层面：第一，哲学或整个知识的大厦须建立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要找到这种确实可靠的根基，就必须排除一切虚妄之见，尽可能地把所有的事物都怀疑一遍。笛卡儿在进行这样怀疑时，发现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即我在怀疑这件事本身是不容怀疑的，怀疑本身不能怀疑的确定性。其次，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是确定的，既然我思是确定的，同样，我在也是确定的。因为“我非常清楚地见到，必须存在，才能思想⑥”。于是，笛卡儿就以我思合乎逻辑地得出了他的哲学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 从笛卡儿对“我思”的诸多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笛卡儿的“我思”是一种自我对自我思维的经验活动，丝毫没有“我思”的对象性活动的现实内容，相反却把“我思”紧紧地关闭在“自我意识”活动之中，于是，“我”与“意识的活动”就成了后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抽象地发挥能动性的旨题所在。康德的先验我思则是更进一步地抽去“我思”的经验内容，考察起我思的先天形式，其中，“我”的先天统一是统摄“我思”活动的关键。 二、康德的我思伴随我所有一切之表象 在康德看来，人类一切知识从直观开始，由直观进至概念，而终于理念。在直观阶段，时间、空间是直观的先天形式，直观提供的是感性的杂多，而对感性直观杂多的联结和整理则需要悟性活动的范畴概念。一切杂多的联结抑或种种概念之联结的自发性活动都是悟性活动。康德的先验我思伴随我所有一切之表象是一种自发性活动，目的在于联结感性杂多的表象，属悟性活动。这种活动康德称之为纯粹统觉或本源统觉，强调的是它“为产生‘我思’表象之自我意识，其自身不能再伴有更高之表象，……惟在我能联结所与表象之杂多在一意识中之限度内，我始能表现此等表象中有意识之同一于我自身”⑦。“盖无此种联结，则无一事物能为吾人所思维，所认知，即因所与表象将不能共同具有‘我思’之统觉之活动，因而不能包括在一自觉意识中认知之”⑧。 康德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他对“思维”和“我”的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他看来，“思维，就其自身而言，仅为逻辑的机能，因而纯为联结一‘可能的直观所有杂多’之纯粹的自发力，并不展示意识之主体如现象所有；此即思维绝不顾及直观形相（不问其为感性的或智性的）之充分理由”⑨，即是说，思维抽去思维本身的内容，仅考察思维自身的抽象形式。这种形式是纯粹自发的对杂多联结的能力。这种联结的所有者就是我。在康德的先验我思中的我既表现出我之思维自发性于我自身，又体现出“我在思维中所有者，仅为——一切规定所以之为基础之“纯然知识方式之——意识之统一”⑩，也即是说：“此种‘我’之概念，先天包含思维之某种方式，即思维之统一”(11)。康德主张一切表象是我的表象，我的思维的先天统一是一切表象统一的先决条件，而思维的先天统一则源于先验我思中我的统一。康德划分出先验我思和经验我思两种形式，经验我思是经验的表象活动，先验我思提供经验我思表象活动的先天形式结构。唯有这种先天的形式结构，经验我思活动才有可能，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康德的先验“我思不是被表象的东西，而是表象活动之为表象活动的形式结构，诸如被表象的东西之类唯通过这种形式结构成为可能”(12)的原因所在，康德的先验我思的思想，对胡塞尔有着很大的影响。胡塞尔的“先验自我”就是用悬置的办法重新把握了先验我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