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意义(Significance)是劳动本体功能性的要素。意义不是劳动的派生物，而须要人文阐释才能生成。超越谋生操作的“沉思”精神与人文智者阶层承担着意义阐释。意义阐释的主要形态是审美性的，美学因而就是阐释学。 关键词 意义(Significance) 涵义(meaning) 劳动 阐释 审美 一、符号命名与劳动建构 以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学派奠定了这样一种劳动观念：劳动是操作工具的技术性活动，因而劳动动作比意识更为本源，意识是被劳动动作决定的产物。①这样，一个非意识（非意志）化的劳动本体便染上了自然本体与宿命论的色彩。 这种非意识（意志）化的劳动观不仅忽略了目的性始终是构成劳动的基本方面这一重要事实，也忽略了作为技术程序化的劳动操作自始便依赖于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思维自始就是参与构成劳动本身的要素。② 对维特根斯坦语用哲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匈牙利哲学家L·雷维，在其遗著《作为行为的词语：意义的劳动研究》（G·奥尔林与J·卡恩编，英文版）中指出，如果人是使用工具的动物，那么他是以人类所有工具中最富特征的工具的使用，即语言的使用，作为标志的。“在动物仅仅是劳累的东西，即应付事件的能量消耗，在人变成了劳动”。“只要言语是构成劳动行为的一个要素（并且是语言自身言语的投影），劳动自身就是所有言语行为中最本原的。没有“命名能力”(ergoneme)这个对行为的反思性自我认同，我们便不会有劳动，而只是劳累”。因而，“意义的最本原‘命名能力’(ergoneme)，是劳动行为自身必要的构成要素”。③ 命名使原本是动物式生存的劳累操作同时从指称与愿望两方面获得了一种含义，这既是一种价值性解释（阐释），又是一种客观对象化，从而主体从浑畺的劳动操作中获得了提升。雷维以原始水平的集中营劳动为例：“递砖”的词语呼唤打破了无声的劳累操作，使主体获得了对行为最起码的反思性自我意识，从而上升到了将规律与目的相统一的人类性劳动水平。 因此，劳动自始就具有人性的自我意识要素，而这与符号命名有着密切关系。新康德主义者E·卡西尔把作为人性的劳动与符号化相统一。人的符号(Symbols)之所以不同于条件反射性的动物记号(Signs)，正在于符号超越了有限的现状而充满了无限可能的意义，人凭借这种意义符号才开拓了超出直接生存的人性前景。 因此，符号命名对劳动操作的提升，本源地具有意义(Significance)的而不是涵义(meaning)的倾向。然而，人作为血肉之躯，劳动永久地具有受动性谋生一面。劳动的这一方面规定了即使高度符号化水平的劳动也依然具有谋生工具的涵义性质。这样，符号命名的人性提升意义在命名高度发达的时代却坚持返回直接感知("The")的前命名语用阶段，这表明了符号命名蜕变为涵义的巨大惯性，也表明符号自身并不足以（如卡西尔所以为的）保证人性。当劳动者把高度发达的符号环境作为被动适应的外在既定秩序时，源初的符号命名便从意义转化为涵义，在这种情势下，即使是高符号化操作，也面临着从“劳动”蜕化为“劳累”的危险。④ 这意味着，“命名能力”、命名创造过程本身才是意义的根基。命名创造不是一次性的，它必须不断进行：这并非说只须名目翻新即可，它指的是，即使最平常的词语，也须在劳动者自己体验的语境中一次次重新命名，以使主体从“劳累”涵义上升到“劳动”意义。 劳动二重性的人类生存本体结构决定了意义与涵义各自必然而合理的存在地位。涵义如同巨大的收容器把一次次命名之后的意义符号沉积为习焉不察的涵义符号，而意义却必须不断命名创新，才能坚持劳动的人性一维。沉陷于涵义符号的人类如何为自己创造出意义符号？ 二、分离(Kekhorismene)与沉思：脑体分工的人文意义 原始劳动艰难的生存环境固然压抑着人性超越的原创性“命名能力”，以占有与算计（海德格尔：reddendum）为特性的技术同样囿限于客体指称与功效价值，而难以反思主体自身：“作为合理意识的最高形式的技术，和无沉思（这无沉思是作为向技术本身关闭的那种无能力达到涉及有疑问的东西）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们是同一个东西”。⑤ 劳动的谋生性始终是劳动者与自身状态浑畺同一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虽有电脑水平的“算计”（权谋性筹划）思维，但始终不是跳出来反省自身的沉思：“如果我们达到了沉思的道路，那么我们必定首先正置身于区分之中，这区分使我们看到在单纯的算计的思想和沉思的思想之间的区别”。⑥亚理士多德从伦理价值角度强调了这种“沉思”(theoria)的终极价值目的性： ……沉思活动，它在自身之外别无目的追求，它有着本身固有的快乐……。 这是一种高于人的生活，我们不是作为人而过这种生活，而是作为在我们之中的神。……这一部分的体积虽小，但能量巨大，其尊荣远超过其余一切。这也许就是每个人的真正自我。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