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炜译 海外专稿 黑色的乌托邦时代——人们也许可以把20世纪看作是这样一个时代——技术的进步伴随着对未来的恐惧一直笼罩着人类，而人们对此的反应却带有一种矛盾的情感。这种反应在德国早就可以看到了。而伟大的黑色乌托邦小说，如A.哈克斯利的《美好的新世界》，还有G.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却出自英国。技术的不断发展推进了集权政治，并为后者所利用，这又给黑色乌托邦的绝望画面添加了更加浓重的色彩。 恰有一种关于哲学的思考与这种黑色乌托邦所描绘的灾难相呼应，然而这种哲思却与人们至今仍在进行的哲学活动相对立。这种思考一直是M.海德格尔的生活主题。从前那类对文化的批判中的反现代的情感，在海德格尔那里当然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音调，而且并不是最重要的，甚至几乎没有受到根本的重视，一般说来，海德格尔是一个对各种现代事物均感兴趣的彻头彻尾的现代人。在他那里，有一种人们可称之为其影响中的重要因素的东西，即与黑色乌托邦的亲缘关系，而这一关系是以一种对哲学本身的哲学批判为基础的。克尔凯郭尔和尼采在他之前早就做过这种批判；然而人们却不能说，他们的批判对海德格尔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起码从柏拉图以来，乌托邦就常常是一种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幻想，它可以让我们在一面艺术的镜子里看到，人的世界是可以安排的。而黑色乌托邦却恰与此相反，它是在告诉我们，人类历史会走向恐怖——如果人类历史是可以安排的，而且人们也可以按照这种安排来干事的话。这是一面镜子，它嘲弄了一切美化生活的艺术。 海德格尔的著作，在哲学史上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从这里出发，人们再也不能返回到下面那样一种模式：一种不仅包容了过去，而且包容了将来的世界和历史的模式，在这样一种模式里，无论受到或没有受到一切人类所作所为的干扰，世界似乎都能够保证它自身的存在。在自然中或者无论别的什么地方，都没有一种规则来限制人类的扩张欲望，除非我们把那种通过人类自我毁灭或者无可挽回地毁灭人类生存的基础来使问题得到全盘解决的可能性也考虑进去。这当然是一种自然历史模式，而不是关涉人的历史的模式。 海德格尔从他那个时代的经验出发所说的那种技术的飞扬跋扈（以及今天我们在更多的直观材料的帮助下看到的相互依赖的科学、技术和经济一起——对此，政治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的飞扬跋扈），是一种灾难。这种灾难，在欧洲精神的最幸运的、最有价值的、因而也是在最大程度上受到保护的基础（思想自由、个人自由、研究自由、市场自由）上便开始了。“科学不思想。”——海德格尔这话道出了全球的灾难。 然而，这里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这句话并不是说，科学家不思想。他说的是，科学只遵从自己的规律，只按照自己的规律活动。物理学家当然是什么都可以想，也可以去深思物理。但是，倘若他是在搞物理学，他就要适应一个内部相互关联的系统，或是在这个系统中活动，或者被排除在这个系统之外。这种科学革命的理性并非出自与作为原则的科学的对立，反而是在这种对立中产生出一种保护原则的自我保护机制。这种原则不思想，基本上也不自我怀疑（而科学家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自我怀疑的）。 思想是人所特有的行为，它表现为完成任务的手段，而在一切任务之外，它又是对思想本身的好奇心的激发。但是，思想也可能成为一种不得不如此进行的东西。从开端出发的每一步，都毁掉了重新开始的可能，每一步都毁掉了所有去别的路的可能。按照海德格尔的意思，哲学是思想的历史形式，却不应该是其唯一的形式。 在他的成名之作《存在与时间》（1927年）中，海德格尔一直在尝试提出关于存在的问题，照他的说法，这是一个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再也没有人提的问题。他要从哲学出发，在对哲学的思想中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他试图通过一种对人〔在其此在(Dasein)，亦即在其日常生活状态中〕的分析来达至这个问题。在烦(Sorge)之中，在畏死(Todesangst)之中，在对畏死情绪的排解中，在无聊寂寞之中，是什么东西在规定人？而人对自身此在之把握的技巧和习惯又向我们显示出什么？ 哲学一向只知道炫耀这种尝试的手法和技巧，但是海德格尔的问题（关于存在的问题）却一直没有为哲学所接纳。哲学一直在强调：还没有开始和一个如此表述出来的概念打交道。那么，哲学就该在其自身所在之处，在其也必须存在之外，即从存在着的什么(Was ist)那里，开始研究他的这些概念。然而，存在着的什么，永远已然是存在者，而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这个由海德格尔用魔法召唤出来的存在，看来似乎只是作为逻辑上的空话，或艰深晦涩而又稀奇古怪的想法出现的。 然而，海德格尔也不可能详细地表述这个稀奇古怪的想法，他放弃了那种以哲学上玩弄概念的杂耍手法来重新塑造出关于存在的问题的尝试。然而，这样做也许是不得已的。他转而去关注那些在他看来应该是最重要的东西，如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自柏拉图以来，甚至自前苏格拉底以来，那种对带有自主性的科学的统治及其准则的追求一直陷入在一种极其窘迫的境地的情况。在另外一些文字，例如关于艺术，关于文学的文字中，海德格尔却愿意弄得好象——或起码让人觉得——是这样：对某些人，例如艺术家或诗人来说，似乎有一种利用存在的优先权。而且，似乎对存在的体验根本就应该感谢历史所给予的某些善意的时刻。而作为存在的历史这一时刻才是那能够把握无蔽和去蔽的瞬间。然而就是在这一时刻，海德格尔却通过他为国家社会主义履行义务去追随了极权政治的那些丑恶行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