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onstruction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以颠覆和反叛为特征的哲学、文学理论思潮。人们大谈其“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声音中心主义”、“反在场的形而上学”之类，并以之为该思潮的实质和根本。这些看法要么源自“随意轻读”、要么源自“有意误读”，实际上未能触及Deconstruction之灵魂及其运作机制。我们在下面的分析中发现，Deconstruction无疑开展了一场革命，但它并非激进主义的代表。它之所以被广泛地接受并产生持久的影响，恰恰是因为它开展的是一场有所保留的革命。 一、解构逻辑的暖昧性 Deconstruction清醒地认识到，人们无法摆脱传统，或者说，直接对抗传统是无用的。德里达用耳膜为喻，表明了哲学传统是无法被超越的。耳朵有多种构件，耳膜在其间具有重要作用。外部声音能否进入，取决于它能否为耳膜接受。耳膜通常具有缓冲作用，如果声音过于猛烈，就会震破耳膜，使耳朵无法听到，人们也因此无法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哲学就是一只巨大的耳朵，它听惯了温驯的声音（或自己的独白），如果有猛烈的攻击之声传来，它是不会洗耳恭听的。但人们可以改变策略。说一些模棱两可、看似恭维实则暗中诋毁的话，让哲学传统听起来顺耳，却慢慢地产生“偏离”，直至在不知不觉中动摇其根基。同一只耳朵，听到了与原先不同的声音，但并不因此就产生完全的改变。 传统（哲学传统、文化传统，如此等等）实际上是有人格的，社会和人群是传统的忠实拥护者，是传统的永久的载体。在任何情况下，传统的呼声都是最高的，以呐喊或攻击来盖过它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往传统中注入一些新东西，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人们还在维护传统，但传统已经被改变了。德里达不愿做传统的维护者，但他并不因此就起来与之针锋相对，并不打算启用对抗的逻辑。他不赞成一切形式的antism，不赞成颠覆。①他主张一种迂回曲折的道路，主张停留在边缘地带。在这一缓冲地带，他发现：变革始终与传统有染，而传统也总是保持某种开放的姿态。 反传统者实际上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窠臼中，因为他仍然坚持传统意义上的二值的（非此即彼的）逻辑：不赞成就反对。Deconstruction的方略是：将二值对立之间的笔直界线加以松动，让其“错位”或“脱臼”，从而倾斜、交错起来，相互渗透，避免了正面的、直接的冲突。 在哲学传统中存在着两极，一是建构，一是破坏。黑格尔和尼采分别是其代表。黑格尔是设计和制造哲学、文化产品的工程师，致力于逻辑体系的工程学建设。尼采是哲学、文化领域的爆破专家，他要拆毁已有的“上层建筑”。德里达对这两个人都表示过钦佩。他认为自己始终无法超越黑格尔，每走一步都发现黑格尔等在前面，因此不应做一个反黑格尔主义者，而应做一个“彻底的黑格尔主义者”。尼采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但德里达却欣赏那个“肯定的”尼采：“跳动的双足”和“跳动的鹅毛笔”。从总的情况看，德里达既不像黑格尔，也不像尼采，他不倒向任何一方。他实际上是一个干零活者(bricoleur)，他既不建构，也不破坏。他利用具体本文中的一些现成的工具和零星废料，对该本文进行敲敲打打、修修补补的工作。任何本文都有一些边缘性因素，有一些可供寄生的“缝隙”，德里达挤进去，参与进去，使本文膨胀起来，活动起来，既增殖了本文，又削弱了它。 如果说黑格尔是一棵苍天大树的话，德里达只是寄居其上的一根长青藤，后者因前者而有生命，同时却与前者争夺水份、空气、阳光之类，并因此影响前者，改变前者，甚至会让前者枯萎下去。德里达不像尼采那样，他不想把大树连根拔起。如果那样做，只会“劳民伤财”，同时使自己无所依托。否定只有一时之魅力，却无法产生持久的效应。如果让本文的内在因素运作起来，其消解作用虽然缓慢，但无疑会持久有效。我们通常把黑格尔看作是一位形而上学家，而尼采则是虚无主义者，德里达以其干零活者固有的自由和超然，没有被建构或破坏的压力（或历史使命感）所束缚。 德里达的美国同事，著名的解构批评家H·Miller曾经说过：“解构主义既非虚无主义，亦非形而上学，而只不过就是作为阐释的阐释而已，即通过细读本文来理清虚无主义中形而上学的内涵，以及形而上学中虚无主义的内涵。”②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是彼此对立的，但也是彼此渗透的。我们无法找到一个解决方法，使两者间的冲突一劳永逸地消除，“解构论不能提供一条出路来摆脱虚无主义或形而上学。”③激进的变革是无用的，于是，解构主义者选择一个中间地带借以栖居，或者说，他在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之间流浪、漂移。德里达也因此是一个介于黑格尔和尼采之间的人物，这两个矛盾的形像始终伴随着他，尽管其间不断地产生着变迁。 解构批评家不是叛逆者，而是流浪汉。叛逆者背叛原先的“家”，但他总会找到新的“家”，而流浪汉不一样，他无“家”可归。从另一个角度看，流浪汉比叛逆者自在，他不受制于一个固定的“家”，他四海为“家”，因此占有开放的空间。流浪汉有其开放的逻辑。美国解构批评家B·Johnson女士指出，Deconstruction陈述了一种“新逻辑”，它不同于传统的二值逻辑：它既不说either/or，也不说both/and，甚至也不说neither/nor，然而，它与此同时并不抛弃如上任何一种。④显然，Deconstruction并不在乎保守还是创新，其基本思路是没有逻辑根据的。由于同时承认了各种因素，使得解构逻辑成为各种“旧逻辑”的包容者或重新组合的媒介。因此，我们无法在两极对立中找到最后的歇息，传统与变革的关系也因此处于运动之中，并使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保留。 二、解构策略的寄生性 人们一般倾向于将Deconstruction理解为一种“阅读方式”。它要求读者针对具体本文进行具体的阅读，进行细读(close reading)。重要的既不是推翻旧理论，也不是建构新理论，而是对本文进行阅读和解释，从传统这本大书中读出新的东西来，读出更多的东西来。德里达阅读的大多是哲学作品，而耶鲁批评家们则以阅读小说和诗歌为主。解构式阅读并没有提出什么固定的模式来规范具体阅读，它唯一声称的是要摆脱“单一意义的阅读”。它通过寻找到本文中的“边缘”或“盲点”，以之作为媒介，在其间演示阅读的多种可能性。为了把读者引向对“边缘”和“盲点”的重视，Deconstruction区别了传统阅读（批评）和解构阅读（批评），认为两者间具有明显的不同。前者是一种重复性阅读，后者是一种批评性阅读。早在《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一文中，德里达就已经提到过这两种阅读或阐释方式间的差异。他认为，重复性阅读寻求的是译解(to decipher)，梦想寻找到真理或源泉；批评性阅读不再关注真理，不再寻找源泉，它只肯定阅读的游戏。⑤显然，前者旨在进行客观阐释，力求达成读者和作者的沟通，由于作者的意图干预着读解，读者（或批评家）似乎只是在简单地重复（重述）作者的意思；后者则使读者的自由度加大，“作者之死”使读者用游戏性取代了客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