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念论”的初衷 在柏拉图的“理念”被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和不少学者的著述一次又一次作为“共相”的绝对化作了批判后，这里试图对被批判的对象作另一种分辨。问题当然不在于对哲学史上这一著名范畴更多地赞誉还是更多地责备，而在于这一范畴的品评者们是否真正有幸体认到柏拉图对此范畴作曲尽其致的表诠时那份心灵的真切。诚然，罗素似乎更看重“理念论”的“逻辑部分”而鄙薄它的“形而上学部分”，甚至黑格尔也只是更偏爱那贯彻在“理念论”中的逻辑意味上的辩证法，但权威的观念也许不必成为探寻真际的运思者理智上的重累。 “理念”之根萌生于苏格拉底的“定义”，“定义”的初衷则在于一种刻骨铭心的价值观的确立。这是希腊哲学一个全新时期的开始；只是在这里，“哲学”才在与所谓“轴心时代”真正相称的高度上自觉到它的本然命意。通常的说法是，古希腊早期哲学的着眼点在于“自然”，苏格拉底——乃至更早些的“智者”——之后的哲学的着眼点在于“人”，这当然不无道理。但更确切的提法也许应当是这样：古希腊的哲学运思自始即是以人为轴心的，不过它的前期更大程度地为人的命运感所宰制，因而趣归于对人的外部世界的种种宇宙论探索；从苏格拉底开始，精神的慧眼转向人的境界，于是同善恶分辨关联着的道德祈向、人格修养等为内容的价值观上升为哲学的主题。同是出于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某种现实而终极的关切，在“命运”和“境界”上的侧重不同，把古希腊哲学的早期同它的较后时期区别开来。哲学史家惯于以苏格拉底的名字作古希腊哲学进程的某种界标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只在于他们赋予了这界标以怎样的意义。 著名的现代德国哲学史家策勒尔在他的力作《古希腊哲学史纲》中写道：“西塞罗在谈到苏格拉底时说，‘他把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把它安置在城市中，引进家家户户，使它成为探究生活和道德、善与恶所必需；这一说法可同样应用于智者学说”（E.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1页）他这样说，显然是因着在他看来，智者们曾更早地把学思的重心移向“人和人的生活”，但用西塞罗品评苏格拉底的话品评早于苏格拉底或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智者们可能并不恰当。苏格拉底的学说是境界形态的，他的“美德即知识”的命题的真蕴在于：“我不以为我们中间有谁知道任何真正美的和善的东西，但我是比他（那些自以为聪明的智者——引者注）好些，——因为他什么也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我既不知道，也不自以为知道。”（柏拉图：《申辩篇》21D，《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6页）智者们的学说是巧智形态的，著名智者普罗格戈拉的著名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谛义则不过是：“事物对于你就是它向你呈现的样子，对于我就是它向我呈现的样子，而你和我都是人。”（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52A，《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33页）在哲学的进路上，苏格拉底是以生命投入而心神以赴的；智者们——这些被柏拉图虐称为“批发或者零售灵魂的粮食的人”——充其量却只是祈向思维和生活的某种智慧的。前者在人类精神的舞台上演出的是一幕有着终极关切的悲剧，后者上演的却是并没有多少真切感和沉重感的喜剧。 苏格拉底生活在雅典由繁荣趋于衰落的时代，他比他的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早、更清醒地看到他那徒有繁华外观的祖国在精神上的下委。透过艺术的日见雅致和智者们的辩术的愈益精到，苏格拉底发现有着过多优越感的雅典人正沦于“懒散、懦怯、饶舌和贪婪”（柏拉图：《高尔吉亚篇》515E）。他把雅典比作一匹“肥大而懒惰迟钝”的“良种马”，而为自己选择了时时刺激这马而使它不致怠惰不去的“马虻”的角色。他无意对宇宙几奥作自然哲学式的探究，更不愿象智者们那样随顺世俗而卖弄技巧化了的智慧。他的全副生命向往只在于一种趋“善”的灵魂境地的开辟，因此他情愿冒那为众多世人所仇视的风险，也要向他苦苦眷爱着的雅典人猛喝：“你们专注于尽量积聚钱财、猎取荣誉，而不在意、不想到智慧、真理和性灵的最高修养，你们不觉得惭愧吗？”（柏拉图：《申辩篇》29E，《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6页）苏格拉底所从事的，是某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业，他为雅典以至希腊人所做的一切，也正是为着整个人类的。这是苏格拉底的“定义”的最后秘密，也是柏拉图的“理念”的真正底蕴。 出现在柏拉图的《斐多篇》对话中的苏格拉底，在回顾他的思趣的变迁时说，他一度被阿那克萨哥拉所谓“心灵”是万物的原因的论断所吸引，来自“心灵”的启示曾使他这样设想：“如果心灵是支配者，那么心灵将把一切都支配得最好，并把每一特殊事物都安排在最好的地位……如果有任何人想要找出任何事物产生、消灭或存在的原因，他就必须找出什么样一种存在、或所作、或所受的状态，对于这事物是最好的，因此一个人只要考虑到什么对他自己以及旁人是最好的，他就也会知道什么是最坏的，因为同一种知识就包含着这两者。”（柏拉图：《斐多篇》97B，《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73页）“最好”、“最坏”是一种价值的断案，却又牵系着“事物产生、消灭或存在的原因”，这种对事物乃至整个宇宙“存在”的富有“善”的价值感的祈想，把苏格拉底同前此所有的希腊哲学家区别开来。 然而，由阿那克萨哥拉的“心灵”（“奴斯”，vovs）带给苏格拉底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阿那克萨哥拉徒然提出了“心灵”安排万物的命题，这“心灵”却并不象苏格拉底所期待的那样在动向——而不只是动力——的意义上为世界提供一种趋“善”的解释。被燃起了希望的苏格拉底“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人断言万物的秩序由心灵安排的同时，会不从对事物最好的角度去设想它们现在所处的秩序。”（柏拉图：《斐多篇》98B，《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73页）于是，他开始寻找一个新的出发点，即所谓“假定有像美本身、善本身、大本身等等的这类东西存在”（《斐多篇》100B，《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76页），并由此把某种“对每一个是最好的”或“对一切是好的”的那种东西同万物的原因关联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