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柏拉图以降，尤其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人类理性向天赋观念、神权统治公开宣战，在哲学、科学、史学、法学等诸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类理性的伸张和胜利，使理性本身在人类生活中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人类生活本身的这一理性化趋势本来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这一趋势的背后潜藏着置人类现实生活世界本身于不顾的危险。而这一危险所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早在本世纪30年代就已为海德格尔所预言。海德格尔以智者的风范检视了整个西方哲学史，他认为，整个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忘却人之存在而在思辨中追求发现存在之存在的历史。因此，他要清算西方哲学史，批判西方的存在学说。 一 海德格尔认为，自柏拉图的理念论开始，一直到尼采，西方哲学限入了使存在遗忘的困境中，人成了一切存在者的中心，而不是存在者的一员。这种哲学“都是形而上学的”，“而形而上学执拗在对存在的遗忘中”①。形而上学在柏拉图思想中的开始，同时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开始；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开始的历史，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是不断加剧的对存在遗忘的历史。因此，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实现西方哲学的历史性转折，拯救人类于疯狂与水火之中。对人类中心论的批判与超越，是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人道主义（这里的人道主义指人类中心主义——作者）作为一种特殊的形而上学，它把人看成这样一种存在者：人作为主体与客体对立，并且在这种对立中，人将自身设定为最高价值、最高目的。这种思维模式把人当作超越其它一切存在者的存在者，把其它一切存在者均纳入人的图景之中，并使之成为属人之物。实际上，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就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②其所表述的人道主义思想与中国古代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思想，都明确地显露了人类思想的自我中心意向。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存在只不过是理念的摹本和分有，它是不真实的，而具有意义的、真实的东西是理念。存在的真理失去它了在那时所独有的未隐蔽的光彩，彻底陷入了理念的层层锁链之中。海德格尔在《柏拉图的真理学说》中指出：人类中心论指的是与形而上学的开端、发展与终结结合在一起的过程；人按照不同的方面，但每一次都在本质上达到存在者的中心……每次都在或窄或宽的轨道上围绕着人，实现形而上学所决定的旋转。 文艺复兴之后，人类理性冲破了神学的藩篱，经验科学和技术工具的飞速发展与创新，巩固了古希腊时期兴起的朦胧的人类中心意向。人类征服自然能力和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使人类本身的自我优越感越来越强。这时，人就不再是与万物齐一的存在者，而成了与自然对立的主体，人在存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突现出来。“主体”在这时就成了人的专利，其他非人的存在者就变成了人的对象——客体，主客体的对立观念由此鲜明地置于人类的理性框架中心位置。而人类中心论的自觉表述和论证者则是笛卡尔。笛卡尔从普遍的怀疑出发，推出了我思的中心地位，进而提出“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从而把其它一切存在者都放到我思的认识论—价值论框架之中，使一切存在者都成为我思的对象。对外部事物和一切存在者的一切意识，都被归结到人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是作为一切信念的不可动摇的基础的。正如拉维特所揭示的：“笛卡尔不注意超越他的实在，而只注意出现于他自己意识之内的东西。人的自我意识成为最高主体，其他主体则在自我意识中找到自己的场所。”③此后，西方哲人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进一步在近代理性主义的节节胜利中强化了人类中心倾向。到了叔本华、尼采那里，世界被当成了人的意志和表象，因而人成了世界的绝对中心，人道原则最终被推向了极端。 正是在近代科学技术的凯歌奋进中，人类在自然面前的傲慢极度膨胀，无休止地向自然摄取、索要，急功近利，其结果终于危及到了人类自身生存的家园。本世纪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人类生存状态的恶化，人与自然矛盾的加剧，人类自身发展的困境开始暴露，资源危机、环境危机、人口爆炸、核威胁等等，表明了人类在逐步丧失自己的家园。人类中心论由此受到严重挑战。而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哲学巨匠海德格尔则预言了这场危机，同时试图为人们指明超越人类中心困境之路。 二 海德格尔对人类中心论的反思与批判，集中在对技术问题的追问上。技术作为人与自然关系实际展开的中介环节，是人的主体性的重大显现。通过技术手段，人们达到了对自然的占有与改造，并在技术的进步中，确证着自己的主体理性力量。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津津乐道于技术的进步，以及由之造成的人对自然的主宰与统治，人类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感受到了进步与光明。然而，当人们陶醉在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功中时，海德格尔却发出惊世之声：“人不是存在者的主宰，人是存在的看护者。”④他认为，在本世纪的科技发展中，人对自然的干涉已经到了极端严重的地步，已经危及到了人类的居住环境。人类的生存已经划上了问号，因此，近代以来的科技发展是有疑问的。 技术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标志。然而，技术的作用具有双重性：第一，它使自然向人生成。人通过技术把自然改造成属人之物，人使自然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相互肯定，互相确证的主体——价值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类通过技术及其对象印证了其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第二，在纯粹工具层面上，它被人视为满足自己物欲的手段。在这种方式中，技术对自然就只具有客观的意义，而这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坏。因此，正确思路应该是：通过技术使“自然向人生成”，达到“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的统一。而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人恰恰执着于后者，忽视了前者，由此导致了对物道和人道的遗忘。人类中心主义对物道的遗忘表现在，只知道物是为我之物，忽视了物本身还具有自在的本质，事物被看成对象，被看作可追逐的东西。近代西方人的理性智慧体现在对自然事物的追寻和谋算上，总是千方百计地试图将自然事物纳入技术框架和人的价值需求之中。物被看成是技术生产的质料，人自始至终在其中只看到自己所加之于其上的结构，而物自身则被掩盖于其中。人类中心论的失足之处就在于取消自在之物，而这种取消决定了它对物道的遗忘。在《技术问题》这份报告中，海德格尔指出，人限定事物，只从某一种技术需求去取用事物。限定空气，使之交付氮，使土地交付矿石，使矿石交付铀，使铀交付原子能。现代技术向自然提出强求，把自然看成能量来源，大规模地向自然索取，而不象古代的风车那样，风车有风则行，无风即止，顺乎自然地利用自然。而“科学认识，在它自身的领域是强制性的。早在原子弹爆炸之前，它已经消灭了作为物的物。原子弹爆炸只是长久以来物的消灭的全部粗暴的证实中最粗暴的。对于这一证实物，作为物是微不足道的。物的物性仍然是遮蔽的，遗忘的。物的本性没有达到光明，即它从来没有获得倾听，这正是我们谈论物的消灭的意义。”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