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古希腊人的“思想自由”说，多为中外学界所称道。本文剖析古希腊人的“思想自由”与那时的城邦的民主政体、理性精神与中庸思想之间的关系，旨在说明：古希腊人的“思想自由”是在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以其理性主义观念为依托的。尤可注意的是，古希腊人对思想自由之“度”的驾驭令人惊叹，那就是古代西方人所恪守的“中庸之道”。 人们在西方文明的源头摭拾，常会在古希腊人那里有惊人的发现。确实，在世界文明史上，这是一个有着诸多创造与独特贡献的民族，以至不少学者常常把“世界第一”的桂冠奉献给它。本文所释论的“思想自由”之说①，亦被一些学者归属其间。现代英国历史学家柏雷在其名著《思想自由史》一书中称：希腊人之所以使我们永远铭感难忘，乃是因为他们最初发现了“思想自由”，并认为这“不但是他们哲学的玄想，科学的进步，政制的实验之条件，并且是他们文学与艺术所以能各臻美妙的条件。”②。又如现代美国历史学家伊迪丝·汉弥尔顿也说，古希腊人走在人类的前面，那时人们可以自由地进行思考并发表识见，于是“世界第一次有了思想自由”③。对此类说法学界尽可以褒贬臧否见仁见智。问题的重要性在于，透过这些看似偏激的论断，需要弄明白的是：古希腊人的思想自由的社会历史成因、它的特点、巨大影响及其时代局限性等等，这对于世界历史的研究应当是有意义的。本文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此试作陈述与评析。 1 古希腊人的思想自由，是与它的城邦制度有关，尤其是它的主要城邦雅典所推行的民主政治的产物。著名的《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分析“希腊的奇迹”时提出了两点解释：希腊人所处的地理位置易于吸收东方文化的成果；城邦的出现并持久的存在，是促成希腊人取得非凡成就的第二个要素④。德国历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更明确地指出：“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的基础。”⑤这些论述，是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 说起“城邦”，并非希腊人独创。“城邦”一词（πσλιδ）源自于古希腊文，在现代西文著作中，则意译“city-state”，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城市国家”。究其原意，城邦是由城市、国家与公民公社这三种互相关联的因素组成的，它是由一个中心城市，加上邻近的乡村结合而成的一个国家，因而“小国寡民”是它的显著特征，汉译“城邦”是符合原义的。不过，就古代城邦的结构而言，其实际情况远比这简略的“定义”要复杂得多，学界对此歧义纷出，争论不休⑥。 我大体同意这样的意见，城邦是人类社会最早自行瓦解的原始共产公社演化出来的一种公民集体的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统一体系；原始社会的普遍性决定了城邦的普遍性，因此它决非为某一地区所特有和独创。但我却不赞同以“城邦必经论”为由，否认古代世界某些地区城邦发展的个性，亦即有意或无意忽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由于各自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古代东方诸国早期出现的城邦不同于古典的城邦，即使在古典世界内部，希腊的城邦也不同于罗马的城邦，前者基本上是各个城邦的发展史，长期没有建成统一的国家，而罗马却是从城邦发展为帝国。可见，“条条道路通罗马”未必是通例。如果硬要以“城邦必经论”这一原则来遍索各个国家与地区城邦之踪迹，并削足适履地与之相暗合，那么原本色彩斑烂的人类世界与世界历史岂不成了灰色一片的了吗？ 我以为，古希腊人的思想自由之说，正赖于它的城邦独特性。与古代东方国家相比，也部分地与罗马相比，古希腊城邦的这种独特性表现为：1.古希腊城邦发展得相当充分，而且持续时间也最长，可以说，“古希腊社会的全部历史过程就是城邦的历史过程。”⑦在世界上古史上，只有古希腊人所建立的城邦保持并延续了数世纪之久；2.古希腊城邦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公民大会；3.担任城邦领导的各级行政长官是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⑧。毋庸置疑，以上几个特点正是古代希腊世界政治发展趋向于民主的根源以及构成民主政制的核心内容。 在此，我们以雅典城邦为例，进一步阐释古代世界推行民主政治的城邦与公民的思想自由之间的关系。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自梭伦改革奠定基础，中经克里斯提尼改革扩大成果，至公元前461年埃菲阿尔特斯的改革而最终确立⑨。埃菲阿尔特斯被刺身亡，伯里克利成了民主派的领袖，在他当政的时期（公元前461-429年）民主政治也达于极盛。在雅典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伯里克利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他说道：“我们的政治不是从我们的邻人的制度中模仿得来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⑩伯氏对民主政治的自豪感与优越感溢于言表！这个被称为“全希腊的学校”的城邦，当时在各个方面都领先于希腊世界，“雅典文明”也成了西方文明史上第一个光辉夺目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