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的几年间，俄罗斯的哲学研究于混乱中呈现出一些特征，于纷杂中显示出一些线索。概括、分析这一特定领域的现象与走向，对于研究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总结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将不无裨益。 一、哲学地位显著下降 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前苏联曾处于至高无上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这往往与国家政治、经济等重大的现实问题密切相关，政权出台新的策略往往要求它作出理论上的论证，社会也表达了对它的迫切要求。在前苏联拥有众多的哲学系和哲学研究机构，哲学工作者队伍极为庞大，哲学类出版物数量繁多。从哲学史上看，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能在一个政权的维护下达到如此至尊的地位应当说是绝无仅有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呈现出多元化格局，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入，声浪叠起，崇尚多元却陷入了茫无头绪的境地，百家争鸣但失却了大体均可认同的学科特征与应当遵循的学术规范。哲学的历史地位受到猛烈冲击，其存在的合法性与价值也受到普遍怀疑。先是官方政权不再给予支持，研究经费锐减，各级党校停办。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哲学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招生困难，教师流失严重，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人员减少到原有的1/3弱。接着，在国家最有影响的报纸上，竟多次发表权威人文科学院士有关解散哲学研究机构的呼吁。①哲学专业刊物只剩下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办的《哲学问题》，因经费不足，该刊已屡次在“致读者”中表达了难以为继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工作者队伍出现了三重分化；或者从哲学理论研究转向哲学史、哲学应用研究；或者由哲学研究转向历史、文学、社会学或其他实证科学研究；或者改变学者身份，抛弃学术研究，改行去从事其他实际工作。这直接导致了哲学研究水平的下降。同样是代表国家级水平的教科书，1993年由B·斯杰平主编的《哲学教学大纲》（供高校教师进修班用）较之1989年弗罗洛夫主编的《哲学导论》，不仅篇幅少得多，质量也不可相比。联想到哲学在苏联曾有过的辉煌地位，今天的情形用“一落千丈”来形容实不为过分。请听有关描述：“环顾四周，我们看到的是存在主义和哲学解释学的终结、实证主义的贫困和马克思主义的悲惨失败”。②这种论调与情绪充斥当今俄罗斯哲学论坛。 哲学研究在今日俄罗斯跃至这种地步，事出有因。首先从哲学本身的学科特点与社会功能看，它既不象苏联哲学界认定的那样威力巨大，也不似今天俄罗斯有的论者认为这样价值全无。二者都不是对哲学应有的公正态度，偏离了哲学的本性。事实上，从元哲学意义上讲，哲学不过是表达人们对世界的一种系统的看法，追求的是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是一种形而上的抽象。它的功能渗透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中，并不能立竿见影、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其次，现今的俄罗斯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群众都普遍存在一种误解，即把过去苏联对哲学的曲解当成了哲学本身，把这种歪曲造成的不良后果算到哲学头上，因而就可以无视它甚至抛弃它。再者，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大环境看，整个社会已超出“坐而论道”的理论争论时期，实践理性已取代理论理性的重要位置，作为现实政治注角或宣传工具的哲学就显得不重要了。置身私有化、市场化大潮之中的广大民众，已经把全部兴趣投放到物质利益的获取上，投放到职业和地位的重新确立上了。在这种价值取向上，不能带来实利的哲学自然失却了感召力，失去了理论的轰动效应，被抛到了生活大潮背后，遭到被冷落甚而否定的命运。 二、与西方哲学接轨 苏联哲学界对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尽管曾存在某种程度的先入为主的成见，但批判性却是其重要特色。多数研究者不为西方学者的自我表白所迷惑，而是深入到学派与思潮内部，条分缕析，揭示出其固有的本质。他们的研究路子一般是：先考察研究对象的理论核心与认识论内容，然后确定其在该学派或思潮中的地位，也就是它与“过去的前辈和现在的战友”③的关系；最后从哲学上的党派斗争的表现来考察研究对象的哲学构思，把哲学体系引导到逻辑终点。正因为如此，苏联的西方哲学研究常常发人所未发，与西方表现出不同的看法并且对各种怪论给予应有的回击。这种理论个性赢得了世界声誉。在法国国际哲学协会主席、著名现象学家和解释学家保罗·科利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编《哲学主要趋向》时，奥伊则尔曼等哲学家应邀参加讨论与撰稿，他们执笔的内容有的就是西方哲学部分，这充分表明了对他们研究工作的重视和所取得的成果的承认。 现在俄罗斯哲学界抛弃了70年来的研究传统与优势，尽量与西方哲学接轨，重复西方哲学家的表述，有时连用语都一致，已提不出针锋相对的见地与批评。以B.斯杰平主持撰写的《哲学教学大纲》为例，这部被视为俄罗斯新哲学端倪（或萌芽）的教科书，共分5个部分：(1)哲学史；(2)社会哲学；(3)认识论与认识科学；(4)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5)逻辑与分析哲学。从这个目次上看该书呈现出如下特点：(1)原理性阐释、体系性建构被一般西方哲学的历史性介绍所代替，表明俄罗斯哲学界摧毁了旧的哲学世界后尚无力营造新的哲学大厦，只好拾人牙慧；(2)编写者倾向于个人主观嗜好，追随西方科学主义，把探讨个人体验，追索人生答案的人文主义的哲学排斥在体系之外，表现出极大的偏颇；(3)切断现行哲学与苏联70年传统的内在关联，因这一问题棘手而付之阙如，干脆予以避回。 曾以研究语言哲学著称的H·B奥孔斯基前后观点的改变，比较典型地反映出目前俄罗斯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的态度。在七、八十年代，奥孔斯基曾出版过几部评述西方语言哲学的专著，比如《西方现代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研究》、《语言与语言哲学》等，书中对西方哲学走向语言分析持激烈的批评态度。他认为无论是日常语言学派还是人工语言学派，都是抬高语言学而贬低哲学，甚至企图用语言学代替哲学。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本质上的差别：(1)在哲学对象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应把自然、社会、思想三大领域的一般规律纳入研究视域，而西方语言哲学则只研究语言问题；(2)哲学基本问题应是思维与存在能否统一以及如何统一的问题，而西方语言哲学认为是语言分析与表达的问题；(3)哲学的任务应是以世界观与方法论去武装人的头脑，而语言哲学则认为是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4)哲学的目的应是改造客观世界从而也改造主观世界，而语言哲学则认为是创造理想的语言系统或明确日常语言的用法与含义。在作了上述对比之后，奥孔斯基认为，西方语言哲学从根本上“混淆了作为一般理论概括的哲学与作为具体部门科学的语言学的关系”，④其实质是把哲学变为书斋学者的抽象推导，而背离普通群众的生存境地与愿望。应当说，奥孔斯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依据对西方语言哲学的分析是中肯的、深刻的。但是，苏联解体后，奥孔斯基先是数年没有哲学著述发表，接着在今年初的一篇“访谈录”中抛出了与上述观点截然不同的论点：“西方哲学界鉴于科学发展成果迭现而哲学老在原来问题上踏步不前的事实，提出语言是哲学也是人类的家园，随着现代数理逻辑的跃进，语言分析得到了长足发展。不仅出现了语形学，还有语义学、语用学，在其他方面有基本逻辑和元逻辑，有现代逻辑（命题逻辑、量词逻辑）与非正统逻辑（模态、多值、非标准蕴涵体系、非标准的量词体系）。这些新成就使当代哲学的面貌有了根本改观，不失为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途径之一”。⑤奥孔斯基在这里把语言学与逻辑学的新成就误为哲学的新突破，以此认定西方哲学有望找到走出困境的出路，直接否定了他从前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