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中，我想批判地考察两种相关的主张：第一，后现代主义和科学哲学以一种类似于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的方式互相依赖，即它们彼此的主张既相互呼应又相互抵触；第二，后现代主义和科学哲学都服从和发源于一种政治的观点和承诺。这些主张不仅指明了当它们互相交锋时从一个领域转向另一个领域的可能性，而且指明了同时使用这两个领域来改造并尽可能地改善人类生活条件的潜力。 一、现代主义的科学哲学和浪漫的后现代主义 就文献而言，在什么被理解为科学哲学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分歧。这种分歧可以通过各种二元的概念指称（如客观性和主观性，真理的确定性和相对主义，理性知识和迷信，或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来把握。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分歧似乎如此对立以至不可沟通。关于这种状况的这样一种观点，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牢固地确立了这样一种态度，即一个人只能坚持这些互相排斥的概念模式中的一种模式，这就将一种认识论的选择变成了政治上的忠诚。 接受上面所描述的那种观点似乎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在认识论上是错误的。我并不只是认为，科学哲学家应该面对并批判地考察后现代主义，因为这些交锋甚至可以在弗兰西斯·培根的著作中得以重构，如果他同时被理解为一个归纳主义者和现代科学的始祖，并在经验观察之最宽泛的意义上被理解为一个自然现象的解释者的话。相反，在我看来，使科学哲学家和后现代主义者的思想观点的不相容性和不可通约性的概念永恒化，无益于人类生活条件的改善。 科学哲学并没有构成一个对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际应用互相达成共识的群体。此外，科学哲学家既包括对科学感兴趣的哲学家，又包括具有哲学心智的科学家。而且，对他们所有人来说，科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这个问题并没有通过已经提出的各种分界标准（如维也纳学派或卡尔·波佩尔的标准）而得到解决。进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别问题仍然是他们争论的一个焦点，正如成熟科学和前范式科学的范畴尚未清楚地定义或确定一样。再者，科学本身并不是一项统一的事业，即使在那些对科学和伪科学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轮廓有着一致见解的人当中，它也被视为一种观念和实践的复合(complex)，这种复合时常表明了对全部事业的信仰的冲突危机，托马斯·库恩称之为范式转换。正如他们的哲学对手一样，后现代主义者所共有的信念和他们对其同事著作的基本怀疑一样多。因此，认为后现代主义似乎是一座坚如磐石的大厦，是一种错误的简单化认识。而且最后，人类生活条件的改造和改善，由于其暗含的温情主义和目的论色彩及其某种进步形式的、然而是定义了的确定信念，也是一个可疑的目标。 我还必须坚持的是，这种批判的考察无需导致各种对立因素之间的一种联合，尽管它可能增进对这两个团体之间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的一种批判的评价。我绝非是要提供一张交战各方藉以通过谈判而消除分歧的哈贝马斯式的圆桌(Habermas-like roundtable)，也不是要提倡一种鼓励一方忽视另一方的和平共存。相反，我提倡的是双方之间的一种批判的交锋。这种观点太天真或太浪漫了吗？也许是的。 二、科学的交流 今天，浪漫的精神充斥于我们当中。我之所以称之为一种精神是因为，我不想将它与一种英国文学流派或艺术史范畴相吻合的经典的历史时期联系在一起。我称之为一种精神或一种取向是因为，它强调的是个人的欲望和梦想。我心目中的浪漫主义是一种崇尚主观性并使个人的知觉和感觉合法化的浪漫主义，是一种用尼采的话来说人对群盲具有特权的浪漫主义。这种取向可归因于那些注重利用尼采的遗产并坚持反复阅读任何一种文本的后现代主义者。 与此同时，启蒙的精神也充斥于我们当中。这种精神斥诸于一种我们必须服从的客观的、价值中立的实在，即一种否弃了个人欲望的无情的实在。这种取向可归因于那些试图克服个人证明的偶然性并坚持取代主体间报告（这些报告可以通过独立的来源，如可以重复的实验或皇家学会的标准得到证实）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 根据上面所提供的分类，浪漫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使个人的观点合法化了，而启蒙运动—现代主义的科学哲学家则使否弃个体观点的客观性合法化了。每一个群体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基本的，如果不是根本的话。而且，这两种观点都给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问题。从一种观点看，只存在各种不同的个体的观点，因而共有的基础正在消失；从另一种观点看，所有人都具有的是一种没有任何个体依据(individual anchoring)的共同基础。 后现代主义者和科学哲学家都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观点，并需要克服（科学）交流的障碍。这种认识可能要求从一种思维方式到另一种思维方式的翻译，即一种至多是暂时和暂定的但却可能是增进知识的(informative)翻译。 正如波佩尔认为的，科学家的模式和理论都是假定的：每当由于经验的理由要求改变它们的时候，它们就会改变。当这种变化成为不祥征兆(ominous)的时候，当它不再是可以避免的时候，整个大厦就会被拒斥并为一座新的更精确的大厦所推翻。这种状况表明了科学知识陈述的不稳定性和为各种未知可能性作准备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