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西方后现代哲学在非理性主义发展上表现出的一些新特征，主要表现为：(1)以功能的非理性取代实体的非理性，即不再寻求那种形而上学的不变基础或架构，只诉诸于永恒的消解；(2)以解构的非理性取代建构的非理性，即在摧毁了理性概念之后不再建立一个非理性概念，而是放弃建构任何中心概念的企图；(3)以有意识的非理性状态取代退回到无意识状态的非理性，即力图保持理性自身的不断消解，而不是诉诸于理智不能穿透的非理性本质。 自叔本华以来，非理性主义在形态上已经有了多种多样的发展。但20世纪上半叶之前，非理性学说仍有一些共同特点：用一种非理智的或理智不能理解的在场实体取代理智的或理智可以理解的存在；用非理性的中心概念的建构取代理性概念的建构；以对无意识本质状态的发展取代意识的中心位置。20世纪下半叶后，非理性主义在发展中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如不再寻求任何在场的实体，不再进行新中心概念的建构，同时不再诉诸于无意识或超理智概念，而是力求让理性在操作过程中自我解构。本文的任务，就是对非理性主义发展的新特征及其与原有理论的关系作一些简要的分析。 一、以功能的非理性取代实体的非理性 从巴门尼德和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家都在致力于寻找一个不变的存在、本质或基础，无论这种东西是精神的或物质的实体，还是先验的形式或结构。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和弗洛伊德都起来反抗柏拉图的理性主义基础，可他们仍然是以柏拉图的逻辑来对抗柏拉图，他们的工作无非是在柏拉图“理念”的位置上换了“意志”、“权力”、“生命”和“力比多”，等等，用种种盲目的和理智无法穿透的存在取代了自明的和可以理解的存在。即使反本体论的哲学家，如罗素、弗雷格、石里克和胡塞尔等人，也以“逻辑”、“意义”、“结构”或“形式”填补了原来由上帝、理念、物质所占据的位置；实际上，他们都以某种方式复活着柏拉图和康德的先验认识模式，从而用认识的基础来反观存在的世界。这种用认识论的先验基础代替本体论的存在基础的尝试，仍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形而上学。因此，怀特海才认为，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的一连串脚注而已。 20世纪下半叶，所谓后现代派试图提出一种话语，以使理论永远脱离作为本体的存在和作为认识前提的先验结构，放弃对确定性、一元基础和严格性的寻求，也放弃使自身成为真理的新的尺度的企图。在后现代派看来，不仅世界的本质不是理性的或可以理性地加以解释的，而且非理性的意志、生命、性欲、无意识，也未必是世界的本原或人的本质。人或许没有本质，因此人应以无本质为本质；也不存在什么中心，因此世界的中心就无中心；没有什么目的，因此人和世界的目的就是无目的。一切都在自我消解，一切都在过渡之中。一切都行，一切都不能永远行。新非理性主义既消解着理性范畴的逻各斯中心结构，也消解着非理性本质的在场形而上学。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更为彻底的非理性主义，它认定非理性本质的在场无非是理性构造的结果，是理论家的自欺与欺人。新非理性主义不讲在场，只讲对在场的消解：既消解理性设计的理性，也消解理性构造的非理性。如果说老非理性主义表现为实体或本质的非理性，那么新一辈则表现为功能的非理性，他们不再追求一个形而上学的不变架构，而是处处破坏、颠覆或摧毁。老非理性主义者有一个出发点，有一个主体驻足的家园；新一辈则放弃家园，四处流浪。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所，因而处处是他们的栖身处，他们对每一逗留处都毫不留恋，反而要拆毁，使之不再成其为安身立命之地。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学说对哲学放弃本体论承诺起了很大作用。维特根斯坦认为，西方的“形而上学问题”之所以挥之不去，就在于人类语言总是暗示有一个实体存在，即使反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家也想象有一个客观意义与语句对立。他写道“凡是我们的语言暗示有一个实体存在而又没有的地方：我们就想说，有个精神存在。”①比如，他本人在早期就主张：语句命题反映的是事物的逻辑关系。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与现实、语句与意义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对应关系，语言中的一般名词也不反映共同的逻辑本质或客观意义，一般名词只表述一种“家族类似”(family resemblances)，如同家庭成员之间在身体、相貌、性格、步态等方面交错出现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并不是家庭所有成员的共同性。由于不存在语言的共同逻辑本质，语言也就没有先天的意义，语言的意义就在于运用它时的用法。由于语言的用法多种多样，它的意义也就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不能认为“坏蛋”一词有先天一致的意义，在人们用这个词骂杀人越货的歹徒和一个姑娘娇声地说自己的情郎为“坏蛋”之间，有天壤之别。这样，语言问题就不再是对客观意义的发现，而是运用语言的博弈或游戏活动本身。 对于德里达来说，中心结构由于内在矛盾必然自我解构。中心之所以为中心，就在于它的主宰性，这要求它不受结构因素的支配，为此它要在结构之外，因为结构内的东西必然受结构因素的制约；可在结构之外，它又不成其为中心。“所以，围绕中心结构这一概念，其实只是建立在某个根本基础之上的自由嬉戏的概念”②。而且，西方哲学演变的全部历史，“就必须被认为是一系列中心对中心的置换，仿佛是一条由逐次确定的中心串联而成的链锁。中心依次有规律地取得不同的形式和称谓。形而上学的历史，与整个西方历史一样，成为由这些隐喻和换喻构成的历史。其根本策源地……就是把存在(bbeing)确定为全部意义上的此在(presence)。我们完全可以说明，所有与本质、原则、或与中心有关的命名总是标明了一种此在的恒量——理念，元始，终结，势能，实在（本质，存在，实质，主体），真实，超验性，知觉，或良知，上帝，人，等等。”③ 既然看到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置换的嬉戏性质，我们就不应再梦想去破译一种不受自由嬉戏和符号系统制约的真实或本原，而是不再去追寻本原，我们不应限制而应肯定自由嬉戏。显然，德里达取代中心位置的不再是一种在场的存在，而是一种功能。这种功能不是要固定什么，而是使一切处于流动和嬉戏状态，不是要求同一，而是强化差异。容忍差异，就是避免垄断真理。“这种原则不仅迫使我们不要赋予某一实体……以特权”，而排斥另外的实体，而且还要求我们将这种过程“看作差异的形式游戏”。这是一种踪迹的游戏。“在要素中或系统之内，没有任何纯粹在场或不在场的东西。只有差异和踪迹之踪迹遍布各处。”这就产生了可称之为历史性的问题：“延异”(differance)就是差异和差异之踪迹的系统游戏，也是间隔的系统游戏，“正是通过间隔，要素之间才相互联系起来。”④这就是说，差异先于同一，间隔先于联系。因此，哲学的真正任务应该是保持差异，而不是寻求同一或固定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