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尼采对历史研究轻蔑评判的表层语辞下，蕴涵着深刻的历史哲学观念。这一切是以他对兰克学派浓烈的怀疑情绪为起点的。尼采历史哲学的思路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对“上帝已死”和人的选择力、创造力的论述，阐明历史活动的非决定性倾向；第二，探讨并确认历史过程的相对性和历史认识的相对性；第三，强调社会的进化过程是非机械的“变化”与进化目的的“同一”。尼采富有诗性的历史哲学话语，极大地影响了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它是历史观念从19世纪走向20世纪的一个重要转折。 作者彭卫，1959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中国史研究》副主编。 一、尼采蔑视历史研究吗？ 尼采曾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对历史研究的不满情绪，这种表述首先见诸《悲剧的诞生》一书（1871年）。之后，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一文（1874年）中，他又进一步分析了充满活力的艺术想象与死气沉沉的历史想象之间的巨大差异，高度评价前者，极力贬低后者。断言：在“深居于历史闺房”的“无能之人”群居之处，研究者的创造力和主体精神必遭摧残。由此点出发，他认为正是史学激起人性中潜伏的衰竭无力的品格，使人感到自己只是这个世界微不足道的后来者，一切值得去做之事已被完成，无须乎也不值再费心力。于是，人性、勇气、意志……渐被磨灭。总之“历史是一项代价昂贵而且颇为奢侈的知识”，假如人们不愿让自己的生命在此制约下枯萎死亡，那么，导致堕落和自我毁灭的历史研究就必须受到“憎恶”与抛弃。①尼采的一系列表述相当坦率、异常激烈，这是继笛卡尔之后的对历史研究工作又一次轻蔑评判。但是，如果仅根据尼采以上论述就断定他根本否定历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则未免流于表层了。当研究者转换了视角，把尼采的历史哲学观念放置到包括哲学思潮，艺术流向，当然更主要是史学思维架构等因素在内的19世纪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就会清晰地看到，与其说尼采是在抨击历史研究的“无益”，毋宁说他是在对到19世纪为止的西方历史研究状况进行反顾和内省；与其说尼采是在嘲笑历史研究是一种“错误的道德”，毋宁说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与当时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格格不入，从而试图去构筑起一个新的历史研究之网。 在尼采生活的时代，兰克学派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德国史学界中渐居主导地位，其创始人兰克在历史本体论上强调上帝安排了人类历史的一切活动。“历史就是宗教”的观念几乎渗透了兰克的每一部著述。在研究方法上，兰克主张“如实叙史”，并极而言之地将此发展为“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的理论。在具体研究中，兰克又有十分明显地歌颂并美化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及普鲁士王国的倾向。他的后继者西贝尔和特赖奇克则公开声称历史是现实政治活动的奴仆，并运用历史为普鲁士当局各项政策服务。这一切都引起尼采极大反感。在尼采看来，历史绝非是“上帝主宰一切”的“宗教活动过程”，“历史倘若并非总是乔装的基督教神正论，它倘若是满怀公正的和同情的热忱写成的，那它就绝不会被弄得象一种服役，象它现在侍奉的东西，象麻醉一切变革和革新的鸦片。②因此，把历史过程归结为宗教目的论，是十分荒谬和有害的。同样，在尼采看来，剪裁或排比史料而不作更广泛和深入的思考乃是一种僵硬和无价值的理论，它窒息了人们思维与智性活力。尤其使尼采感到愤懑的是，兰克学派学者以历史为手段服务于普鲁士王国内政外交。由此出发，尼采讽刺兰克学派史学家是“动物史学家”，他们“竭力把如今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中暴力、诡计和复仇欲的兽性发生描述为永远不变的自然规律”，或者是在“兢兢业业地证明一个命题，所谓每个时代均有固有的权力和条件，以便代替我们对时代面临的审判准备辩护的根据。国家学说，民族学说，经济学说，贸易理论，法学——如今一切都带有那种预备辩护的性质，……其唯一的使命便是为现代进行辩护和开脱罪责了。”③ 正是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研究方法上的这一系列巨大断裂，导致了尼采对既往历史研究状况的全面批评。但是，对路途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目的本身的否定，对历史研究状况的轻蔑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历史学价值的低估。事实上，在尼采的著述中，有的就是一部艺术史，如《悲剧的诞生》；有的当中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历史分析与评价内容，如《查拉图斯特加如是说》（1885年）、《道德的谱系》（1887年）、《反基督教徒》（1888年）等；有的则是对历史理论的直接研究，如《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他给20世纪的许多历史学家（如斯宾格勒）、历史哲学家（如雅斯贝尔斯、狄尔泰、阿隆、比尔德）和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加缪、萨特）、文学家（如卡夫卡、劳伦斯）的历史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切都表明，尼采的历史哲学在近代和现代史学思想发展史上有着十分独特的地位。 二、尼采历史哲学的基点 值得后人重视的尼采历史哲学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以对“上帝已死”和人的选择、创造作用论述而表现的非决定论倾向。 “上帝已死”是尼采哲学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内容。这一命题也成为尼采历史哲学所有组成部分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既然上帝已经死亡，在我们之后出生的人，单为这件事就属于更高的历史，高于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这里，尼采似乎把人类的全部历史分作两个部分，在他生活的时代之前和之后：在之前，上帝活着，并决定着历史发展方向；在此后，历史命脉的把握和趋势的发展，则要通过人的自主活动来重新确定。然而，尼采之所以作这样的区分，只是为了说明和论证在他所处时代“上帝死去”的不可怀疑性。在这一点得到说明之后，尼采又本能地转用上帝死去和人选择创造精神的观念来分析评判他之前漫长的历史岁月。这实际上构成了尼采历史哲学中“上帝已死”命题的深层意义，因而是理解尼采历史哲学时需要重视之点。上帝已死的观念并非只为尼采一人所感知和提出，它对于有些人来说是理想的幻灭、希望的丧钟；而在尼采看来却是人类创造力的解放。尼采指出，正是由于人作为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去积极和尽情发挥自身能力，人类的历史才成为可能。因此，社会历史发展是由人的活动决定的。然而，并非人人都可成为创造世界的决定性力量，虽有知识而无雄心和勇气亦丧失责任感，只能导致人与现实生活的脱节。换言之，仅有智慧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人“自主”观念的勃发与激荡，如果没有创造意欲的高度昂扬，如果不能把强烈的自我感受付诸实践，世界历史仍将死气沉沉。只有具备了上述的综合力量——日神与酒神的雄健之力，才能使“不管现象如何变化，属于事物之基础的生命始终是坚不可摧和充满欢乐的”。(2）b]尼采高度评价了蕴含于人体内的这种创造精神。他把世界历史过程比作一件“自我生育”的艺术品，能否生育和怎样生育全看人的努力，为此，“人必须用雷霆和烟火向迟钝而昏睡的灵魂说话”，他应该是地球上“最勇敢的动物”，“高唱战歌征服一切痛苦”④，即使在奋争中失败了也毫不在意，因为他以其自身活力赢得人们尊敬。这就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强者。这样，尼采为人们勾勒出了推动世界前进的强者的肖像：他果断、勇敢、审慎，敢于迎难而上，善于应付种种复杂、危险、变化莫测的社会状况。从而，每种危险使他更加果断和更加强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