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先后抛出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猜想与反驳》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提出了公开的挑战。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他的观点似乎得到了新的证明，一时间成为西方舆论的中心。这就不能不引起国内理论界的极大关注，纷纷发表文章进行评论。本文也想对卡尔·波普尔的历史非决定论作点评述。 自从马克思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并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以来，就始终存在着对历史决定论的否定观点。但是，为什么卡尔·波普尔的观点一出现，又受到西方哲学界的青睐，甚至得到国内某些人的支持呢？主要原因是他采取了理论分析的形式，有些观点还切中了历史决定论宣传中的一些弊端。因此，对这种得到广泛传播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观点，不能用简单的“是”或“否”来回答，而必须揭示其存在的理由和失足的地方，即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 统观卡尔·波普尔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第一，他认为：历史领域里科学的任务是发现“趋势”，并“尽量完善地解释趋势”，而不是去发现社会进化规律。他说：“我不相信历史规律，特别不相信进步的规律这类东西。事实上，我相信，对我来说，倒退比进步容易得多。”（《猜想与反驳》第520页） 为了说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卡尔·波普尔提出了以下理由：规律是全称命题，历史趋势只是单称命题；规律具有无条件性，历史趋势都是有条件的；规律具有重复性，历史事件不具有重复性。卡尔·波普尔的观点并不新鲜。早在19世纪末，“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先驱狄尔泰及主要代表人物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就打出了反对历史规律的旗子。狄尔泰在《精神科学引论》中强调：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不同，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物质，寻求的是客观的因果解释，而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的精神，重要的是主观理解和体验。文德尔班也认为：自然科学研究一般规律，历史科学研究个别事件。李凯尔特同样认为：一种研究如果力求达到一般，那就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至于历史，则其中不可能有这种倾向。存在主义代表人物雅斯贝尔斯说的更加明白：历史是偶然事件的堆积，是某种单纯的一次性东西，绝对没有普遍性的历史。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则更把对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观点，等同于宗教的宿命论。 卡尔·波普尔同以上前辈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有不同的话，是他攻击历史决定论时带有更多的理论色彩。他企图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差别上，从客观规律的特性上来否认历史规律的客观存在。他看到了自然规律的表现与社会规律的表现的差异性，看到了作为规律必备的重复性，这是应该肯定的。但他对客观规律特性的理解则是片面的、断章取义的。无论是自然规律还是社会规律，都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规律揭示的是现象中的共性，是一种本质性重复，完全的、一模一样的重复，即使在自然界也是不存在的。规律作为事物发展中的内在联系，其表现形式也是多层面的、复杂的。有适用于一切领域里的普遍规律，有适用于特殊领域里的特殊规律，还有适用于更加特殊的领域里的个别规律。即使是同一规律，在宏观领域里表现形式与在微观领域、宇观领域里的表现形式就有很大差别。这说明规律的存在都是有条件的。卡尔·波普尔把自然界的一般规律的特点硬套到社会领域里去，不能不说是一种形而上学。他看到历史领域里只有一个个相异的事件，看不到事件之间的共同性，因而只承认在历史领域存在着人为的某种“趋势”，而没有客观规律可言，这是一种停留于表面现象的肤浅看法。无数历史事实证明：社会的生产方式是对社会性质起决定作用的。在以棍棒、石块为工具的地方，其社会性质超不出原始公社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要想巩固、发展起来，必须用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工具。因此，规律的重复性是指现象本质的重复，而这又必然以丰富的表现形式为前提的。 第二，卡尔·波普尔认为，历史现象不同于完全受规律支配的自然现象；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人的行动是由意志决定的，人的“自由意志”可以创造一切。他说：人们应该充分相信一切取决于我们自己，“世界虽然不是进步的，但我们可以个别地，也可以合作地作出进步”；“历史虽然没有目的，但我们能把这些目的加在历史上面；历史虽然没有意义，但我们能给它一种意义”。在卡尔·波普尔看来，历史发展没有必然性和规律性，一切由人们的意志来安排，是打上主观印记的偶然事件的堆积，是“自由意志”的创造。这种历史变化的偶然论和意志决定论，并不是卡尔·波普尔的发明，而是两千年前已存在的英雄史观的变种。在中国，从春秋时管仲的“治国”犹如牧民，到唐人韩愈的“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再到清末的染启超的名言：“大人物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唯意志的香火两千年来从未断过。在西方，远的不说，自19世纪以来，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也是代代相传到今天。存在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不把历史看成英雄人物的历史。卡尔·波普尔只是羞于重复别人已说过的话而把英雄人物的意志换成每个人的“自由意志”罢了。马尔库塞说：历史主体作为决定因素而出现，历史命令归根到底是由人所给予的。因为规定这些命令的客观条件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而是提供几个选择，“人的自由的本质就在于选择一种超越于既定实践的可能的历史实践”。这种摆脱“既定实践”的“可能的历史实践”，恐怕将永远停留在“可能”上，而不会变成现实。 卡尔·波普尔和其他历史非决定论者一样，看到了历史过程中偶然性因素的作用，看到了历史主体的自觉性、选择性对社会存在的巨大能动作用，这是有价值的认识。但是，他们把必然性和偶然性、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绝对对立起来，则又陷入了形而上学。 历史决定论并不否认社会发展的合目的性，但它把社会发展看成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恩格斯指出：社会发展史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满足某种需要而进行的。动物也有需要，饿了去找东西吃，但那是被动地接受自然界的恩赐，而人却不能只凭自然界恩赐。人为了满足需要去进行创造性劳动，甚至需要通过一个较长过程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无数人的有目的活动的有机结合，就呈现出历史的绚丽多彩性。在人们的有目的活动中，其对历史发展发生的作用的性质和程度却是不同的。无论是在满足物质的需要或满足精神的需要过程中，总有一些人的意志起着关键作用。所以，历史决定论并不否认少数英雄豪杰的目的、意志的突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