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中的理解问题，已经提到了哲学思考的前沿，并成为当今各国哲学家的热门话题。有人曾预言，20世纪末是释义学的时代。各门科学的专家，包括人文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对它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许多理论学科和应用学科不但研究这一问题，还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本学科继续发展的前提。本文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哲学释义学的总体性分析，揭示出其理论的成功和失误之处，进而为其指明走出误区步入坦途的方向。 一、理论上的贡献 世界历史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总体经历了这几个变化：以人为中心代替了过去的以物为中心；以主观主义为中心代替了过去的以客观主义为中心；以相对主义为中心代替了过去的以绝对主义为中心；以研究具体事物为中心代替了过去的以研究世界观为中心。这些变化使哲学这个古老的车轮划出如下历史轨迹：古代－－本体论、近代－－认识论、现代－－方法论。而力求以“未来”面目出现从而想把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统一起来的便是“哲学释义学”。同时，哲学释义学也是先前各种释义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各种释义学思想的概括和总结。 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至哲学释义学出现的时候，已经形成了科学主义（客观主义）和人本主义（主观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从认识论上讲，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概括起来就是对意义的寻求。以科学方法论为基础的科学主义各流派，通过分析语言、词句、逻辑关系等手段，所追求的不外是符合分析和归纳逻辑的各种认识陈述的意义。同样，以非理性主义的情感、直觉方式构造其哲学体系的人本主义诸流派，通过异化、沉沦、自由、死亡等所带来的种种体验，企图揭示的也是“人的存在”的所谓意义。无论是科学主义哲学家，还是人本主义哲学家，在他们的代表作中，都大谈所谓的意义问题。一般来说，在纵深层次上的人类的认识，都可以抽象为“是什么”、“为什么”、“如何是”此类提问所涉及的意义层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它们的方法论最后都显露出各自的缺陷：前者的主要理论被后来的一些哲学家看作是一些毫无价值的“教条”；后者的最终结果导致了萨特的哲学，使人本主义的名声扫地，走入了死胡同。可以说，哲学释义学的产生就是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陷入危机和衰落时，企图在克服二者的片面性的基础上，综合二者各自强调的科学－－人文的两个方面，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寻找一条出路。 哲学释义学为什么能够综合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而在当代西方哲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呢？首先，它注意到对二者弊端的扬弃。例如，它在注重对理解活动作意义分析的同时，强调这种意义分析活动具有历史的背景和主体或人的能动性的参与，这样，就避免了科学主义囿于较小的纯粹认知圈子中，局限于从命题到命题的逻辑演绎；同样，它也避免了人本主义过分注重人的自由任性和非理性主义的倾向，试图以理性的方式研究意义。其次，哲学释义学还注意克服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者的共同缺陷，注重哲学研究中传统的因素。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都是反传统哲学的，尤其是反对黑格尔哲学。然而，就人类认识史的发展看，认识的历史继承性和局限性都是必然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发展之所以日渐式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抛弃传统（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终于越来越远离人类丰富的思想宝库，在理论上趋于衰竭。 不仅如此，我们在这里还应指出，哲学释义学在研究理解问题上作出了一些积极而有成效的探索，可以说，为我们建立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观提供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理解的普遍性。理解问题本来就是一个与人类共存亡的精神现象，它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既存在于人文科学的研究中，也存在于自然科学的探索中。可是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理解只存在于局部学科中。到了近代，理解也只是应用于人文科学。世界历史发展到现代，理解才正式被应用于整个人类社会各个领域。这一功绩应归属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尽管他们的这项工作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也不失其应有的理论意义。 第二，理解的历史性。哲学释义学理解的意义绝妙之处就在于它极力摆脱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的非历史主义的走向，而重新把哲学的理性根植于人的历史存在之中，这种理解的价值在于它可以有效地缩短今天与历史之间时空上的差距，从中谋求解决理性与传统的对立。理解的历史性本意是指理解者所处的不同于理解对象的特定的历史环境。由于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等因素的实际存在，必然会在理性的延申中影响和制约着理解者对本文的理解。因此，释义学对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极力摆脱“成见”的倾向，认为是不可取的。成见也有其内在合理性。因为历史中的人和他的理性不可能摆脱成见，它作为人在历史中存在的状态，有助于克服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不足，把人类理性放在历史状态中，使其有生长和发育的沃土。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基于对理解的先决条件即“前理解”的考察，从中发现了成见前不是理性所要克服的对象，因为成见才使理性的历史存在成为可能。理性通过理解可以不断扩大成见的范围，而成见作为人类向未知推进的已知系统，把我们置身于历史的传统中，在理解中发现自己，不断开拓新的知识领域。 第三，理解的循环性。关于意识过程的循环动作机制，虽然黑格尔对意识史上的圆圈运动已多有论述，列宁对此也作过重要的补充和发挥，但这个“圆圈”的主旨是用来昭示概念的发展轨迹的，没有从主体的方面来揭示意识的循环动作机制。恰恰是后者，揭示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参与方式：主体以其自身的“前理解”进入“循环”，并在循环中不断地清除“前理解”中的不合理成份，最后达到一种新的理解，或新的前理解（相对于以后的认识过程而言）。不唯如此，每一具体的理解过程也具有循环的性质，“本文”的理解是通过部分与整体的循环来实现的，这个整体并不是部分之和，事实上，单一部分的变动无不影响着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乃至整体的结构与意义的转化，而整体上的深化又必然导致对诸个单一部分的重新理解，整体与部分正是以此种相互作用的循环方式推动理解的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