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根·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其理论中最能吸引人和打动人、最具有时代特色和现代意味的成分，是他对现代技术文明与技术理性所作的批判性反思，其中涉及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难题，诸如：如何认识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科学技术应用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后果的关系？如果有效地避免和克服西方工业化以来日趋严重的“物支配人”、“人的物化”等消极因素？所谓“技术统治人”、“技术支配人”的实质是什么？哈贝马斯虽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作出了一定的探索，但囿于唯心史观的束缚，在那里并没有使这些问题得到科学解决。为此，本文试图对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社会学理论进行认真的剖析，这对于我们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促进我国的科技进步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无疑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 一、科技发展的趋势与西方“新型的极权主义”是相容的吗 哈贝马斯在本世纪70年代初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需要哲学？》的纲领性的文章，强调当今理论界的主要任务是批判科学技术，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代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他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或“发达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时期。这个历史时期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出现了两种新的趋向：一是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加；二是技术的独立性的增长使科学成了第一生产力。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两种趋向已从总体上破坏了资本主义原有的“制度结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即“古典”资本主义社会，是围绕着通过交换关系的中介的政治权威而组织起来的；而在今天的“后工业社会”，由于国家介入经济事务而掌握了科学技术的管理和使用权；因而它是围绕着通过技术和有目的的合理关系的中介的政治权威而组织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以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科学技术本身已“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① 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书中，哈贝马斯援引了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如下观点：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促使资本主义对人的统治“合理化”。正是这种“合理化”，改变了旧的社会制度，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他说：“合理化的含义首先是服从于合理的决断标准的那些社会领域的扩大，与此相对应的是人们使社会劳动工业化，其结果则是：工具活动的标准渗透到了其他生存领域（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交通和交往的技术化）。”②哈贝马斯肯定了韦伯在研究当代社会时引入合理化概念的重要意义，但又批评他未看到隐藏在合理化背后的强制性的政治统治的问题。哈贝马斯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毋宁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统制的一种特别形式。”③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当代科学技术已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成为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它“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不可能使人成为自主的，不可能使人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④由此，他得出结论，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是社会的极权主义化，并进而导致“在工具主义的地平线上展开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⑤ 毋庸讳言，任何社会都少不了政治控制，统治阶级为了保证他们所需要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过程的某种有序运行，总是把他们的统治说成具有政治的合理性，总要借助一系列手段和工具（包括科学技术）来强化他们的政治控制。哈贝马斯实际上已觉察到了这一点。其关于科学技术是政治控制形式的观点，乃是对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对政治、经济和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及异化现象的深刻揭示。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哈贝马斯在对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进行分析时，并没有去解剖资本主义国家和法律的阶级本质，更不愿去批判西方现存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在他看来，造成当代西方极权主义社会的主要方面不是政治经济制度，而是技术进步。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也缺乏科学依据。 的确，随着科学的进步和高技术时代的来临，科学发展已经远远超出自身范围，开始与社会的政治、经济交织在一起。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技术手段正在趋向于变为一种极权主义。因为，极权主义作为政治控制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统治阶级主观意志的外化，它本身并不蕴藏技术的合理性，也不是技术合理性的发展。科学技术作为人类能力的发挥，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种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而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一次全面正确地论定了科学技术的本质与功能。他们指出：“社会的劳动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⑥科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⑦“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其他的幼稚行为……。”⑧“蒸气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⑨当今，包括生物工程、微电子技术、航天技术在内的新科技革命，使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更加明显。据统计，在80年代，科技发达国家促进国民生产总值提高的诸因素中，科技进步因素所占的比重高达60-80%。因此，科学技术仍然是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内趋力。 那么，到底应如何看待科学技术成果的资本主义运用所带来的消极的社会政治后果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科学技术作用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马克思认为，科技发展的社会作用，与历史发展规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科技发展也并不单纯只表现出消极作用，而是具有两重社会政治效应：“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阶级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⑩因而，任何科技悲观主义的结论与科技发展的革命本性都是不相容的。当然，科技发展又确实伴随着一些消极社会现象。诚如哈贝马斯所说的，科学技术成了资本对劳动的奴役的工具，成了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根据。但是，这一切并不能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影响。究竟科学在什么场合，以什么样的角色出现？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的生产方式，取决于处于一定生产关系下的人，取决于一定社会制度下的统治阶级。他生动地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力量。”(11)而克服这种消极作用的途径不在于消灭科学技术，而在于根本改变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指科学技术－－引者注）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