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意义”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其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中提出并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力求将海德格尔的问题转为正面课题，探讨这一课题的现实意义，并以实践人学作为解决该课题的一种尝试。 一 “存在的意义”及海德格尔的解决方案 海德格尔认为，两千多年欧洲哲学发展，遗忘了一个重要的基本哲学问题，即“存在的意义”问题。由于对这一问题的耽搁，使几千年的本体论实际上成为“无根的本体论”。因此，他写《存在与时间》“目的就是要具体地探讨‘存在’意义的问题，而其初步目标则是把时间阐释为使对‘存在’的任何一种一般性领悟得以可能的境域”①。 “存在的意义”是个与众不同的问题。其一，在这个问题中，问之所问是“存在”，而“存在”则与一切“存在者”有所区别，它使存在者之被规定为存在者，但它本身却不是任何一种“存在者”。其二，在这个问题中，问之何所问，是存在的意义。由于存在本身就不同于一切存在者，因而它的意义也就有别于存在者的意义，后者可由理性概念来定义，而前者则需非理性的领悟去体会。正是基于对“存在意义”特点的分析，海德格尔进一步提出解决该问题的方案。 海德格尔的方案包括出发点、方法、步骤、根据等方面内容。第一，要确定一个并非随意的出发点。存在与一切存在者根本有别，但存在又总意味着存在者的存在，因此，应从存在者身上逼问出它的存在，而不是离开存在者去玄思冥想存在。然而，天地苍茫，斗转星移，究竟应当在哪种存在者身上破解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认为是我们自己，即“除了其他存在的可能性外还能够发问存在的存在者”②，用“此在”这个术语加以称呼。为什么？海德格尔分析了“此在”这种存在者同其他一切存在者相比而具有的几层优先地位：此在不断超越自己的当下状态，凭借着生存从万物中崛起；此在能经过领悟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此在能建立各门具体科学以及哲学使自己的领悟系统化理论化，等等。正因为这样，“此在”就能作为探究“存在的意义”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其它一切存在论所源出的基础存在论必须在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中来寻找。”③第二，海德格尔认为解决“存在的意义”的方法是现象学。现象学的基本原理就是“走向事情本身”④。之所以用这种方法，是由于只有它才能把被人们遗忘的存在重新唤出。海德格尔认为，事物的存在与事物一并显现，人们却往往视而不见，以致于它虽昭如白日，却又被深深遮蔽；尤为严重的，人们对自己的生存也熟视无睹，忙于应付各种事务，精心处理各种关系，在生存方式中生存本身被彻底遗忘了。因此，只有用现象学的方法，直面杂多中的“一”，直面变化中的“不变”，直面事情本身，直面生存本身，才能领悟到存在，才能去探讨存在的意义。第三，海德格尔分析“存在意义”的步骤是抓住此在的“在世”。此在的生存总是“在世界之中”，没有孤立的脱离世界的此在。从都市的纸醉金迷到深山的青灯古佛，个人作为此在，都处在自己的世界中，都有一个对之有意义的周围环境，此在一向活动忙碌在这个世界中。这种忙碌首先是与“物”打交道，海德格尔称之为“烦忙”。其次是与别人打交道，称为“烦神”。无论“烦忙”还是“烦神”，都是“烦”的具体表现，“烦”则是两者的基础和得以可能的条件，从而“烦”展示着此在在世的全部本质。“在世本质上就是烦”⑤。第四，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意义”讨论的根据是“时间性”。在他看来，研究此在，必须研究它的有限性，而此在的有限性就是它的时间性。按照通常的观念，时间是一种由过去、现在、未来构成的无始无终的序列，是一条外在于事物存在的均匀流动的河，事物在时间中生灭、人生在时间中始终。时间被理解为一种“存在者”。海德格尔激烈反对这种对时间的理解，他认为“时间性根本不是‘存在者’。时间性不存在，而是‘到时候’。”⑥这个意思是说，时间不是外在于事物的“东西”，不是外在于此在生存的“序列”。真正的时间是使“存在”成为“存在者”这一个过程，是此在的诸种生存方式实现出来的境域，毋宁说，时间是深深内在于此在的生存之中，组建此在生存的根据，不是此在生存在时间中，而是时间在此在的生存中。这样理解的时间性是源始的时间，真正的时间，这种时间性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唯其有限，派生的时间才会表现出无限－－无限时间正是存在于有限时间的生灭变化之中。因而，此在要把握自身生存的真正时间，要深切领悟这种时间的有限性，从而更本真地去生存，去“成为你所是的”。 总之，海德格尔为解决“存在的意义”这一被遗忘的哲学问题，把此在作为出发点，以现象学为方法，从“在世”展开分析，释时间为生存意义的根据，从而表明他对这一问题的沉思和细察。至此，海德格尔认为自己的分析工作建立了“基本存在论”，这种存在论不是给古往今来以至今后的存在论提供一劳永逸的答案，而只是给这些具体的存在论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使存在论的研究成为一个开放的领域。 二 对海德格尔的问题及解决方案的思考 1、关于“存在的意义”问题。 波普曾经指出：“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植根于哲学以外的那些迫切问题，这些根烂了，哲学也随之死亡了。”⑦“存在的意义”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海德格尔将其作为自己思考的中心，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它是对当时盛行的“理性普遍危机”的哲学反映。 西方自近代以来，盛行理性崇拜，“知识就是力量”成为时代精神的号角，推动了自然科学长足进步，创造了巨量的物质财富。人们甚而认为可以用理性以及根基于其上的自由、平等、博爱建立完满的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但是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科学危机加上社会危机，使人们动摇了对理性的信赖。当著名的迈克尔逊踌躇满志地预言未来的物理学真理将不得不在小数点第六位去寻找时，物理学领域却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放射性元素、电子、相对论、量子力学……新发现层出不穷，新理论接踵而至，使传统理性主义基础上的机械论宇宙图景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不仅如此，当时在数学、生物学、历史学等实证学科领域，都发生了内在危机，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当今，在各种不同学科中都有一种倾向觉醒起来，要把研究工作移置到新基础之上。”⑧身处这激动人心的年代，海德格尔仔细研究了实证科学中基础变换问题，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要源在于哲学上理性主义传统的本体论是一种无根的本体论，它们忘却了存在这一根本，却热衷于认识存在者。因此，海德格尔认为，要通过重新思考和解决“存在的意义”，来建立一种非理性的更深层次的新的哲学，作为实证科学的基础，进而作为以往理性主义哲学的基础。这实际上是震惊于某种确定性被打破，而以对确定性的追求充当确定性；是慨叹于某种世界观被超过，而以对世界观的构筑充当世界观。 今天，我们觉得对海德格尔的“存在的意义”问题，有几点可以继续讨论和思考： 第一、从非理性角度探讨和解决这一问题，是不是仅仅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绝望心理和颓废情绪？我们认为，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固然，从领悟、厌烦、畏惧等非理性角度谈这一问题，很难看得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但这种探讨，客观上深化了人们这一方面的思考，开拓了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启发人们更为具体真实地把握自身存在，这不能不说是积极的。非理性角度毕竟是一种值得探讨的角度，就这一点而言，海德格尔不愧为二十世纪的一位大哲。当然，他将非理性因素抬到理性因素之上，他以存在的本体论作为真正基础体论，这就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