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著名诗人和文学批评家阿诺德在其《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对影响西方世界的两大文明－－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作过至今看来仍然贴切的区别。他认为，这两大文明的分野起于行与知之间的差异。希伯来看实践，希腊重知识。正确的行为是希伯来的终极目标，正确的思想则是希腊人的。责任和一丝不苛的良心是希伯来人生活中的大事；对希腊人而言，重要的是能够自然而清楚地展露智能。因此希伯来人高举各种道德优点为生命的内容和意义；希腊人却把它们附属于理智优点之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道德优点不过是追求理智的门径，只有后者才是幸福。一切都很浅明：差异在实际与理论之间，在道德人和理论人或理智人之间。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创立的“理念论”是西方理智主义的真正开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怀特海说，“两千五百年的西洋哲学不过是柏拉图的一连串注脚。”据说，柏拉图原打算做个戏剧诗人，但是在遇到苏格拉底以后，他把自己原有的诗稿烧掉，决定献身于智慧的追求。从此，柏拉图就开始跟诗人奋战，实际上乃是跟他自身内的诗人作战。柏拉图的事业乃是理智战胜诗歌和神话的历程，又名为“诗人之死”。 柏拉图的兴趣的改变不仅是个人传说里富有戏剧性的一幕，而且是西方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一方面，它标明了理性的真正觉醒。自柏拉图以后的理智传统为近代科学的产生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土壤。美国学者白瑞德正确地指出：“在柏拉图身上，理性的清醒成了一种特殊的心理功能，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也许苏格拉底先他而有这种成就，但是我们对于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了解全靠柏拉图的作品。）把希腊跟同样高等的印度和中国文明比较一下，便可以衡量出这种理智的崛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在接近希腊苏格拉底以前的时期里，印度和中国的圣贤辈出；然而无论在印度或在中国，理智却没有脱离人类的其它心灵实体，脱离他的感情和直觉而完全单独存在，自成一体。东方人一直是直观的，而不是理性的。伟大的圣贤如释迦和老子固然超出神话之上，但是他们并没有成为理智的使徒。理智之从不自觉的原始深渊中提升起来，乃是希腊人的功劳。自从这种分化，希腊文明乃具备了有别于东方文明的特性。科学本身是纯碎西方的产物，完全得力于这种理智的分化以及把理智当作人类至高无上的权力。”①但是，另一方面，理论或理智的片面高扬意味着人失去了诗意的存在状态，人不再生活在感性的因而是诗性的自然中，而是在静寂、冷漠、客观的环境中寻生计。对于先民来说，圣贤就是解说预言、梦境的人，他是僧侣，又是诗人，趁着解说本族的“重大梦想”之际，透露出它最深邃的智慧。希腊文“我知道”，Oida，是动词“看”的完成式，意思是说“我看到过”。因此，知道的人乃是看到过的人，是见过一种景象的人。苏格拉底以前的思想家虽然关注的对象主要是自然，但他们对自然具备开阔的直观看法。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后，这种理想的圣人转而成为具有纯碎智慧的人，它的化身便是理性的哲学家和理论科学家，而关于自然的看法则被基于经验的科学的严谨所取代。 柏拉图关于理智的思想或理念论的具体内涵，可以用他自己的两个神话来作概括性的表述：一个是《斐多篇》中著名的灵魂神话，另一个是《理想国》中著名的洞穴比喻。灵魂神话表达了柏拉图关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关系的思想。在这个神话中，理智是马车的御者，掌握着白马和黑马的缰绳——白马代表人类勇猛或情感的部分，是比较驯然受理智驾驭的；黑色不驯的马则代表嗜欲或欲望，必须靠御者鞭挞才肯就范。马鞭和疆绳传达强制和羁勒的概念；而唯独御者具有人的脸庞，至于人类的其余非理性的部分，都是以动物的形体呈现。理智作为人类神圣庄严的部分，乃和他的动物部分（事实上是属于另一种本性）相分隔。在柏拉图的这种神话中首先出现了理性与非理性（情感、欲望）的隔阂，这成了西方思想长久肩负的包袱。 而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则是对理论与政治、理论与生活，或者，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第一次典型的理智主义回答。依据这个寓言，人们的日常生活就象坐在黑暗的洞穴里，上了链锁，背向着光明，他们就把这个阴影世界看作现实世界。只有通过思想的强力才能从枷锁中解放出来，转过身来走出洞穴，面向白昼和真实的阳光。当然，走出洞穴的囚徒首先要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眩晕，直到后来才能适应亮光，并看到真实的世界——这就是永恒的思想世界。当他们必须回到洞穴去的时候——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公民义务——他们重又发生眩晕，因而不能象那些习惯于洞穴中黑暗的人那样能预见到事情的后果。所以，洞穴中的人们就认为，追求知识是无用的，甚或是有害的。柏拉图就这样解释了从政治角度看的理论的坏名声，同时，也表达了他的理论生活的理想。柏拉图主张，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借助思想的力量，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走出“生活”的“洞穴”，到理论的世界中去看那真理的太阳。这实际上意味着对政治实践等生活形式或实践形式的否定。伽达默尔指出：“柏拉图提倡政治节制，以便献身于纯理论的生活，这种做法无疑是对自己国度的一种挑战。甚至柏拉图建立的学院也是不过问政治的终生的学院，并由此而提出了理论生活的理想——它还给哲学家设置了一种为实践政治所不需要的职务。苏格拉底执着地追问善是什么，柏拉图把数学的抽象和辩证法结合起来，以此完善了这种提问的方法。这一切都表明，政治的实践家以及他们的辩护人——智者派都是错误的。”②当时，介入生活就是介入政治实践。雅典的公民作为自由民，规定要参与政治，参与社会生活，这也正是雅典公民与从事体力劳动的外籍人和奴隶的区别。在柏拉图这里，对理论的赞美成了对实践拒斥的理由，理论变成了实践的反义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