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人文精神的危机和重建成了备受学界牵挂的焦点问题。但细究起来，这个问题既非中国独有，亦非今天才有。在近代西方由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个问题就以尖锐的形式被一些人本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提出来。考察和反思西方思想家当初为重建人文精神所付出的艰苦努力，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人觉醒了以后 人文精神的危机通常表现为意义的失落，这种意义的失落往往和社会转型时期剧烈的生活震荡密不可分。弗洛姆曾对中世纪和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作过一个耐人寻味的比较。他指出，相对于近现代文明，中世纪的“主要特点就是缺乏个人自由”。但缺乏自由的个人并不感到孤独。这不仅因为宗教信仰给人们提供了维系情感、实现精神聚合的超验纽带，而且也因为，自然经济结构和种族、民族、家族、社团等社会关系与社会组织，给人们提供了确定身份、实现个人归属的有机而稳固的社会母体。这种给人以安全感和相属感的社会母体当然也对人构成了束缚。惟因如此，资本主义瓦解僵死的封建结构，造成个人的自主独立和积极的社会流动，才被看成是一场巨大的历史进步。但问题在于，“个人解脱了经济和政治纽带的束缚，他通过在新的制度中积极和独立地发挥作用，获得了积极的自由。但同时，他所摆脱的这些纽带正是过去给予他安全感和相属感的那些纽带，人不再生活在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封闭世界里。”（《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因此，自由意味着孤独，独立意味着疏离，市场竞争给每一个人赐予成功的希望，也给每一个人强加了被淹死的威胁。生活不再有一个稳定的根基，个人孤零零地面对苍茫的世界，无依无靠。我们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著作中，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这样两种相反的情绪。莎士比亚借哈姆莱特之口说： “人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 在我看来，这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人类不能使我发生兴趣。” 在这段著名的文字中，莎士比亚坦露了他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复杂而矛盾的心理情结。这种赞美和厌恶所昭示的问题，正是人觉醒了以后的问题。帕斯卡指出，按照基督教信仰，上帝绝对肯定地给出了宇宙和人生意义的终极解答，可是人一经觉悟，脱离了上帝，则谛听这种解答便成为一件“稀罕事了”。结果就是价值的倒错：“真正的本性既经丧失，一切都变成了它的本性；正如真正的美好既经丧失，一切就都变成了它的真正的美好。”（《思想录》，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6页）但假如抛开对信仰权威的优先接受，把凡人的情欲看作人的自然本性，再把自然本性的公开释放所带来的福乐和荣誉看作人的真正的美好，那么，这种美好将势必扫荡人的羞耻感，从而带来沉醉于欲焰的狂肆、浪荡和残酷的纷争打斗。 对人的如此这般的厌恶是人的发现的合乎逻辑的副产品，这个副产品合乎逻辑地表明，人的发现不仅是人挣脱上帝怀抱的觉醒，而且是人在另一水平上或另一景观下的迷惘。帕斯卡的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问题的症结：“上帝的行动是以慈祥处置一切事物的，它以理智把宗教置于精神之中，又以神恩把宗教置于内心之中。然而，想要以强力和威胁来把它置于精神和内心之中，那就不是把宗教而是把恐怖置于其中了。”（同上书，第87页）首先是中世纪教会把宗教变成了以强力和威胁为特征的恐怖，所以才有了人文主义者对宗教的反叛；而反叛的基本目的，就是掰开教会的死手，救活神圣的价值理想。但是问题在于，在中世纪宗教系统中，价值理想表现为超世俗的神性的光照，因此，当对宗教的反叛不仅指向专断的教规，而且进一步从根本上危及超验信仰的时候，世俗化的自主人格能否获得如此崇高的尊严和伟大的力量，以致可以独立地承担起原本由上帝肩负的道德责任，从而把人类带向自由幸福的光明境界呢？帕斯卡表示怀疑。他向那些自由勇士提出质问：摆脱上帝的监视而把自己提升为自己的唯一主宰，“难道这是一件说来可乐的事吗？恰好相反，它难道不是一桩说来可哀的事吗？不是世界上最可哀的事了吗？”（同上书，第95页） 哀莫大于心死。在发现人的渺小、可哀与兽性之后，人对万物灵长所寄予的信仰轰然倒塌。人的觉醒仿佛是一场错误。可是，人既觉醒，成为根本，则神本就不再成立；而神本不再成立，则向上帝祈祷便不能给自主独立又病入膏肓的人提供缓解焦虑的信心和依托，因为那里有一个忏悔的力量所达不到的盲区。在这样两难的处境里被扯来扯去，再坚强的神经也会被崩断，更何况那些想救活价值理想的人本主义者对世态炎凉是那样的敏感，那样的不能容忍！ 帕斯卡认为，摆脱这一精神困境，必须来一场赌博。这场赌博是一大胆而惊险的跳跃。它需要勇气和毅力，也需要谦逊和虔诚，而且一定得赢回一个确定性的东西。根本说来，这就是在新的水平上重建信仰。 “谛听上帝吧” 所谓在新水平上重建信仰，也就是在人觉醒了以后重建信仰。帕斯卡强调，作为允诺真正美好的指路明灯，宗教信仰本质上应当是可敬的和可爱的。它以神恩唤起人的自由自觉的倾心，而不是煽动盲目崇拜。更不是诉诸强力恐吓。“维护虔诚到了迷信的地步，那就是毁坏虔诚。”（《思想录》，第123页）这意味着，新时代条件下信仰的重建，必须对承认人的理性自觉为前提。帕斯卡称，人作为一个生物存在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但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凭借思想他可以囊括整个宇宙。因此，思想形成了人的伟大与尊严。倘否认人的这种伟大与尊严，则信仰就会蜕变为蒙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