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传统”的理论在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对诠释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一反文艺复兴以来无限崇尚“理性”的信仰，代之以，“传统”的权威。在被人们视为最高权威的“理性法庭”之废墟上，他建立起了“前判断”（成见）、理解的“前结构”，营建了“传统”的殿堂。 伽达默尔的传统理论涉及到一系列当代理解理论的重大问题。本文拟就伽达默尔的传观作一评析，祈盼识者诸君不吝赐教。 一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对理性的伸张高扬，是留给当代世界的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使我们的哲学和科学至今仍受惠不浅。但文艺复兴同时也给当代哲学留下了极为沉重的精神负担，使哲学上的突破时时感受到它的压抑。由文艺复兴而来的理性崇拜，几乎到了把理性无限肯定到与真理、权威三者合一的程度。启蒙思想家用“理性”批判“传统”和“权威”，在许多人眼里，传统只有否定的意义，与“成见”、“权威”一样，是遮蔽理性之光的巨大障碍。十九世纪初的欧洲浪漫主义思潮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动，它竭力维护旧的历史传统和权威。伽达默尔步其后尘，通过为“成见”正名，来为“传统”和“杈威”辩护。他激烈反对启蒙运动把权威看作迷信和盲从，认为权威、传统具有合理性，它“只同知识相关联”，“是真理的一种源泉”。理解活动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总以某种“前结构”(vorstruktur)、“前把握”(Vorgriff)为出发点，这就是传统中所保留的见解，它是一种在我们的判断之前的判断，即“前判断”(Vorurteil)。从哲学史上看，在启蒙运动之前，Vorruteil一词并没有现在的那种否定的意义，它的原意是指决定一种情况的所有因素被最终检验之前所作的一个判断。在德文的法律术语中，Voruteil是指最终的裁决之前临时的法律裁决。因此，前判断不一定是错误的判断，它可以有肯定与否定两值。只是由于启蒙运动及其对宗教的批判，它才只具有“虚妄的判断”这样一种意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文本将其译为“prejudice”亦即汉语的“成见”或“偏见”。① 启蒙运动之所以认为成见是“虚妄的判断”，是因为它认为成见源于权威。启蒙运动总是标榜自己不接受任何权威，而以理性来决定一切，但这正表明了它接受了另一种权威──理性的权威。权威好象总是意味着盲从和崇拜，但这并不排除它也可能是真理的一个来源，启蒙运动在否定权威时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伽达默尔认为，一切权威的最终根源恰恰是理性，而不是盲从。事实上，权威不能由他人授予，只能凭知识获得。它构成了“理解的视界”，表明了传统所规定的理解活动的趋向，是形成新的理解、新传统的根据，因而是“诠释学经验”的主要组成部分，并构成人的本质内容。这样，伽达默尔不仅给“成见”和“传统”正名，而且将它们安置在人的本质内容之中，从而彻底保证了“传统”、“成见”在认识活动中的合法地位。他反对一味地排斥“成见”，主张要分清什么是合理的成见，什么是错误的成见。合理的成见是合法的，那么，对于成见所构成的社会和文化“传统”也就不应一概拒之门外，否则，不仅不能把握人的理解活动的机制，而且也否定了人的存在和理解活动的历史性，割断了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联系。 伽达默尔所谓的成见，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讲的理解的前结构，是传统制约人们存在和理解的历史性因素。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人都有自己无法意识到的成见──许多指导他们在一定的情境下如何行事的预想和观念。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总是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那就意味着我们总是带着没有反思过的观念去理解。既然没有成见理解就不能发生，那么就应当承认它们本质的价值，一个不承认他为成见所支配的人，将看不到成见的光芒所显示的东西”。②他认为，“真实情况是，首脑人物有权威，但是人们的权威不是依靠理智的放弃和主观性，而是以承认和接受为基础的。也即承认他人在判断和洞察力上胜于自己，因此他人的判断应该更重要。换句话说，他人的判断有优先权。这一情况和下述事实相联系：权威不能被赠与，……它依赖思考，即理智领悟到自身的局限，承认他人有更好的理解力。”③ 在伽达默尔看来，成见乃是制约人们存在和理解的历史性范畴。理解的历史性范畴，是伽达默尔传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与古典诠释学和启蒙运动的根本分歧之一。所谓理解的历史性，主要是指理解者所处的不同理解对象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这些因素必然要影响和制约他对本文的理解。古典诠释学认为，既然理解者和本文之间存在着历史间距的鸿沟，那么在理解时不可避免地会有着理解者的主观成见和误解，因此，诠释学的任务就是要克服这些主观成见和误解，以达到客观的历史的真实，即把握作者或本文的原意。总之，历史性是应予克服的主观的偶然性因素。伽达默尔坚持认为：和本文的作者一样，读者也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处于一定的世界上的，他们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都是无法消除的。我们没有理由只承认作者的历史性而否定读者的历史性。他强调指出：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本文与作者，都内在地嵌入于历史性之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视界，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理解，理解的也只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总之，理解的历史性具体地表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制约作用。启蒙运动反对传统和成见，而狄尔泰代表的十九世纪“精神科学”则追求自然科学那种按照一个规则体系和方法论原则得到的客观知识，但这恰恰反映了他们的主张失去了历史和传统的连续性。其实，即使是最无倾向性地运用科学方法，但在选择课题、提出问题、知识兴趣方面，仍有传统的因素在起作用。知识和理性并不是最基本的东西，在它们之外还有制约和决定它们的东西，这就是历史性因素，这种历史性因素在理解中起着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常常被人们忽视。启蒙运动在历史上所取得的辉煌胜利，自然科学有目共睹的惊人发展，使不少人忘记了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根本力量。在天真地想像理性和科学已使人类登上了终极真理的顶峰的同时，他们把理性和科学与绝对真理等同起来，形成了风靡一时的泛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启蒙运动赋予理性以至高无上的地位，用以反对愚昧和迷信，这当然是其积极意义的。但启蒙运动的理性观念本身就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所谓超历史的、永恒的绝对理性是不存在的。自然科学也不在历史之外，任何超历史的科学都只是神话。任何科学方法、科学概念，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浸透了历史的因素，都应该历史地加以理解。理性和科学的主张一旦企图超历史而将自己绝对化，就会成为新的迷信和教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