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以降，“前见”(Vorurteil)一直是理性和自由的对立物，被作为必须加以摒除的认识障碍。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为前见所作的合法性辩护，不仅对上述观念是个极大的挑战，而且也使自身在诠释学思想史上独树一帜。所以，美国哲学家理查德丁·伯恩斯坦说：“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一个最为不同凡响同时又引起最多争论的方面，即是他对前见所作出的辩护和他关于启蒙学者‘以前见反对前见’的论证。”② 本文拟就伽达默尔诠释学中的前见思想作一分析。 一、理解的历史性和前见的合法性 在传统诠释学中，理解是一个理性消除前见，达到客观真理的过程。伽达默尔认为这种诠释学的最大缺点是遗忘了理解的历史性，有非历史的倾向。在他看来，理解不可能从无前见的清明状态开始，理解也不可能达到前见的消除，相反，在历史中形成的前见正是理解得以可能的条件。正因为如此，伽达默尔诠释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理解的历史性上升为诠释学的原则。 理解的历史性要求为前见的合法性作辩护。在这方面，伽达默尔无疑受到了德国另一位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海德格尔从本体论的目的出发，发展出关于理解的前结构思想。他提出任何一种理解都有作为理解条件的前结构。这种理解的前结构就是“前有”(Vorhabe)、“前见”(Vorsicht)和“前把握”(Vorgriff)。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理解活动不可能是从虚无开始的，此在总是处于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这些东西在它一存在就已经为它所有，故称之为“前有”，而这种“前有”会影响此在的理解活动。海德格尔指出：“这种解释一向奠基在一种前有之中。”③但是，这种“前有”还是“隐绰未彰”的东西，它包含了诸多可能性。因此，在对存在者进行解释之时，必须在“前有”中确定一个视角，而这是由“前见”所决定的。海德格尔把这喻之为是在“前有”上“开刀”。他说：“解释向来奠基在前见之中，它瞄着某种可解释状态，拿在前有中摄取到的东西‘开刀’。被领会的东西保持在前有中，并且‘前见地’被瞄准了，……。”④不过，“前见”仅仅是确定了一种视角，最终以什么概念表述存在者，这取决于此在的“前把握”，即此在在解释时所预设的一种概念方式。对此，海德格尔说：“解释可以从有待解释的存在者自身汲取属于这个存在者的概念方式，但是，也可以迫使这个存在者的概念方式，但是，也可以迫使这个存在者进入另一个概念，虽然按照这个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来说，这些概念同这个存在者是相反的。无论如何，解释一向已断然地或有所保留地决定好了对某种概念方式表示赞同。解释奠基于一种前把握之中。”⑤ 海德格尔对于“理解前结构”的分析，在本体论上肯定了“前有”、“前见”和“前把握”是理解得以可能的前提，这为伽达默尔替“前见”作合法性辩护提供了哲学根据。伽达默尔不仅接受了海德格尔这一思想，而且将“前有”、“前见”和“前把握”溶为一体，不再作结构上的区分，统称之为“前见”，并由此演绎出他的诠释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承认“前见”的合法性遂成为其诠释学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认为，“前见”之所以在历史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是由于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为此，伽达默尔对“前见”历史作了分析。 他认为，“前见”原来是法学中的词汇，它是指在法庭上对诉讼对象所作的一种先于正式判决的“先行判决”。这种判决对于诉讼对象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和后果。不过，“前见”在这里所具有的“损害、不利、损失”仅仅是一种“结果上的否定性”，而这种否定性恰恰是建立在“前见”作为一种肯定的有效性判断基础之一的。所以，伽达默尔指出：“‘前见’其实并不意味着一种错误的判断。它的概念包含它可以具有肯定的和否定的价值。”⑥ 伽达默尔认为，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否定意义上的“前见”概念，是启蒙运动所带来的思想结果，被当作是“没有根据的判断”，这种对“前见”的否定性理解就不再是一种“结果上的否定性”，而是“前见”本身必须被彻底否定。这一点正是启蒙运动的思想立旨。然而，当启蒙运动把一切放在理性的审判台前，试图消除人们思想中的所有前见的时候，它在无意中也为自身设置了一个前见，这就是以理性而不是传统作为权威的最终源泉。伽达默尔认为，这是一种“反对前见的前见”⑦。在这里，伽达默尔运用了语义学论揭示了启蒙运动前见思想的缺陷，同时，也可以说从反面进一步确证了“前见”的合法性。 二、权威和传统的新诠释 “前见”这个概念与权威和传统两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伽达默尔对传统和权威的意义作新的诠释，使之成为他的“前见”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启蒙运动的基本前提就是权威与理性的对立，所以启蒙运动把削弱权威作为自己的任务。伽达默尔对启蒙运动的这种思想态度作了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伽达默尔承认如果权威的声望取代了我们自身的判断的话，权威可能成为偏见的源泉；但是另一方面，他提出不能排除权威也是一种真理源泉的可能性，而启蒙运动恰恰忘记了权威这方面的意义。伽达默尔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启蒙运动在诋毁一切权威的时候，实际上是歪曲了权威概念，把权威仅仅限制在“盲目地服从”这一意义上。他说：“事实上，诋毁一切权威不只是启蒙运动本身所确立的一种偏见，而且这种诋毁也导致权威概念被曲解。因为根据启蒙运动所赋予理性和自由概念的含义，权威概念可以被看作为理性和自由正好相对立的概念，即意味着盲目地服从。”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