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因(W.V.Quine,1908-)，曾被艾耶尔誉为“继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之后影响最大的在世哲学家”。他的哲学以一阶逻辑为标准框架，以自然主义语言观和行为主义意义论为理论基础，运用发生学的经验研究法，试图回答下述中心问题：我们是如何在“贫乏的”感觉刺激的基础上产生出“汹涌的”输出即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丰富理论的？由此派生出一系列其他学说，如翻译的正确定性，整体主义知识观，拒斥“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经验论的逻辑哲学，约定主义的本体论等。因此，蒯因哲学是有统一主题和以一贯之脉络的严整体系。并且，蒯因在其哲学研究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洞见、富有启发性的思想以及独特新颖的论题，从而对现代哲学和后世哲学已经或将要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我认为，对于中国哲学工作者来说，最有价值的不是蒯因自然化认识论的各种具体命题或结论，而是贯穿于他的全部哲学工作中的理性精神，具体表现在以下四方面：(1)对于科学的尊重；(2)对于语言的关注；(3)对于现代逻辑的成功运用；(4)不承认任何终极意义上的绝对真理，始终面对反例和批评。我坚信，这些品质或信念，也是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家必须严肃对待并认真加以消化吸收的。 一、对于科学的尊重 蒯因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科学意识的哲学家。他尊重常识，尊重经验，尊重自然科学的发展成就。他曾强调指出：“……自然科学成就非凡，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地对待它的各种假定。”（麦基编：《思想家》，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5页）蒯因总的说来是一位具有鲜明的唯名论倾向的哲学家，但他却承认数学的类或集合作为抽象实体而存在。在解释如此做的原因时，蒯因指出： “理由在于，它们对自然科学作出了非直接的贡献。当我们谈到动物学上的种和属时，它们已经以某种方式对分类作出了贡献；它们还以更复杂的方式对此作出了贡献。我们都知道数字对于自然科学的重要性，而数学的作用以及其他抽象的数学实体也是同样重要的，世界的科学系统没有它们就会崩溃。数学家在过去数百年中已经证明，类或者集合足以达到这些目的。这就是我为什么承认集合的原因：即满足我们的自然界体系的数学需要。”（同上书，第253页。译文有改动） 蒯因对于科学的尊重，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力图把认识论自然科学化，使哲学成为整个自然科学事业的构成部分。王浩所指出的蒯因哲学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它是‘科学的’，而且不存在先于自然科学的第一哲学（自然主义和自然经验论）。”（王浩：《超越分析哲学》，英文版，第159页）关于这一点，王浩解释说：蒯因哲学在许多方面都是科学的，特别是依据他自己关于何谓科学的看法。它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以科学为典范且作为专门学科的哲学目前所关注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它的目的还在于获得确定的累积性进步。它也被说成是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心理学的一章，因而是自然科学的一章”。与当代大多数哲学不同，蒯因哲学在体系的意义上同时也是科学的。他的体系甚至揭示了科学的一个新分支，其专门任务要发现：在理想化个人的历史上，科学是如何得到发展和被学习的。对于他的特殊探索来说，神经生理学、学习心理学、语言和逻辑具有特殊意义。 蒯因的相当极端的科学主义当然是不足取的，特别是他提出的哲学的科学主义纲领几乎可以肯定说是无法实现的。但是，蒯因对于科学的尊重，所具有的健全的科学意识和深厚的科学素养，却是值得中国哲学家甚至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所仿效、所学习的。中国传统思维缺乏明显的科学意识，对于科学技术缺少必要的尊重，而将其视为“奇技淫巧”、“斜门歪道”，科学技术迄今尚不十分发达。在中国正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本来特别需要科学意识的彰显以及科学技术本身的繁荣。但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神秘主义文化正以弘扬传统文化之名，以谋取商业利润之实沉渣泛起，卷土重来，目前已充斥于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图书市场以及公共场所，堂而皇之地挤占了大雅之堂。这其中包括各种巫术、占卜、风水之类书籍的出版，各种伪气功、伪医术的纷纷出笼，以及封建迷信活动兴风作浪，等等。据报载，西安新近还成立了一个电脑算卦公司，主要为各种公司择定吉日良辰和预测生意吉凶。更为可悲的是，某些“知识分子”或“文人”还披挂上阵，为神秘主义文化的勃兴推波助漾。这突出表现在《周易》研究中的非科学倾向：不只是肯定《周易》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意义和广泛深刻的影响，而是正面肯定《周易》本身的科学价值，并试图从中发展出某些新学问，如“周易预测学”等。这究竟是民族的不幸还是科学的悲哀？或二者兼而有之？ 我并不否认，神秘主义文化的泛滥有其社会学、心理学、认识论以及科学技术目前状况等方面的原因。首先，当代科学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确实有许多未知的领域等待它去探索，有许多奇异现象它仍不能解释。这就为各种前科学、准科学和伪科学的解释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其次，社会大众几乎都有一种猎奇心理，希望在平凡的、世俗的、有众多限制因而不太自由的生活中，有某种超越一般局限的事情或奇迹发生，以获得精神的满足或心理的平衡，这又为各种前科学、准科学、伪科学解释的出笼提供了社会基础。再次，科学家们由于学识和职业习惯，对于各种奇异现象，除非有确凿的证据，一般不加以否认；对于各种新的理论或解释，除非有明确的反例，一般不加以反对和拒绝，而是让它们留待以后的科学实践去检验。有些科学家甚至会投身或鼓励从事此类研究，例如，历史上曾有许多科学家去研究炼丹术等。由于科学家在社会中的权威形象，他们的默许、鼓励甚至参与就等于给神秘主义文化的泛滥发放了特许证，甚至作了广告。最后，传播或从事神秘主义文化还能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或能取得某种特殊的社会地位，这就为某些别有用心之徒提供了动力机制。凡此种种，促成了神秘主义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大泛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