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著述跨越政治哲学、法理学、神学、本体论、艺术、语言、美学、文学等学科领域,成就斐然,近10年来已成为当代欧陆最具声望的哲学巨匠之一。我同意赫加蒂(Paul Hegarty)的如下看法:阿甘本“比较不可能因其论述文学和美学的著作、或其对科学及科学史的薄弱阅读而被铭记;但他的阅读广度以及伦理驱动,使得他成为任何自我反思性政治哲学的重要部分”①。阿甘本的博学广识以及他对政治哲学的独特贡献赢得了他的许多同代思想家的由衷敬佩,其中包括拉克劳(Ernesto Laclau)、内格里(Toni Negri)、齐泽克(Slav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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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等大家。按照拉克劳的看法,阿甘本最著名的理论创建就是通过谱系学—词源学考察对术语或概念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结构性分析。②这一独特进路使得阿甘本笔下的术语和概念同它们在其他语境下的使用往往差别甚大。其中,“the sacred”(神圣)与“the profane”(亵渎/渎神/污浊/俗世)③,是阿甘本思想中至为关键的一对术语,不准确地理解它们,就根本无法进入阿甘本思想的内核。但恰恰是这对概念在阿甘本那里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理解”迥然不同。可以说,阿甘本在其著述中一方面把这对日常概念上升到一个关键性的位置,强调它们是理解人类共同体“结构”的一把关键钥匙;而另一方面,阿甘本对这对概念的独特经营又恰恰致使它们相对于其日常使用而言呈现出一种离奇的“颠倒”。本文旨在细致地梳理阿甘本对这对概念的独特使用,并通过这一梳理工作探察阿甘本用近20年的时间建立起的思想大厦。 一、共同体的原始结构 “神圣”一词在阿甘本的著述中具有核心地位,尤其是1995年《神圣人》(Homo Sacer)④一书出版以后。在字意上,“sacred”指属于神的事物,“它们被从人的自由使用和交易中移除了出去”。⑤使某事物“神圣”,就是将它从人的世界中移除出去,把它交付给神,或者说,从俗世的法律(profane law)——即人间法(human law)——之领域中移除出去,交付给神法(divine law)之域。祭祀(sacrifice)就是这样一种“神圣化”(sacralization)的操作:通过祭祀的仪式,“牺牲品”就从人的世界移除了出去,被交付给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牺牲品是神圣的,但作为“通向神圣”的通道,祭祀却首先包含着暴力——牺牲品必须被暴力性地从人的世界移除。因此,“神圣化”内在地建立在暴力性的排除(exclusion)之上。与“神圣化”相反的操作便是“亵渎”,或者说“污浊化”(profanation),即把曾经神圣的事物下降到人的世界。亵渎因此构成了对暴力性排除的一种反动。 对于阿甘本而言,“神圣的”和“宗教的”几乎可以作为同义词使用,唯一的区别在于,属于天上诸神的事物,是为“神圣”;属于阴间诸神的事物,则为“宗教”。阿甘本指出,所谓“宗教”,就是关于祭祀的一套文化实践:“宗教可以以如下方式来定义:它将诸种事物、场所、动物或人民从共同的使用中移除,并将它们转移到一个分隔的领域。”阿甘本的论点并非只是在说,宗教总是内在地包含着“分隔”,他还强调,人类共同体中的每一种“分隔”都“在其中包含和保有一个纯宗教性的内核”。⑥而祭祀,就是对这种分隔进行维持和管理的机制:通过各种仪式、程序,祭祀掌握着所有事物从俗世到神圣、从人间法领域到神法领域的通道。当然,被祭祀仪式“神圣化”了的事物同样也可以被“污浊化”,从而返回俗世领域。阿甘本从文化人类学角度举出了多个例子,其中最简单的一例就是:牺牲品一旦在祭祀过程中被人触碰后,就不再具有属神的性质。在宗教文化史上,人们经常有意通过这种被“污浊化”的接触将牺牲品的心、肝、肺等内脏供奉给神,进而使其他部分“返回俗世”,供人食用。在今天江浙地区的清明祭祀习俗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这种“污浊化”的操作:人们在家中祭拜完去世的先人后,将供奉品(如酒菜、水果等等)拿回厨房转一圈后再端出来,供人食用。在阿甘本看来,这种行为值得深究:它们举重若轻地取消了包含一整套复杂仪式的神圣化操作,令遭到“分隔”(从人世间被排除出去)的事物一举“祛魅”,被拉回俗世。 阿甘本特别指出了“宗教”的一个词源学错误,即把“religio”理解成来自“religare”(指将人与神圣结合在一起的事物)。“宗教”一词实质上来自“relegere”,该词暗示了在同诸神之关系上的有所顾忌,或者说一种焦虑性的犹豫。因此,“宗教不是将人与神联系起来,而是确保它们有所区分”。于是,宗教的对立面实际上不是对神的不信仰或无动于衷,而是对俗世与神圣之“分隔”的忽视。在这个意义上,“亵渎”或“污浊化”便是打开“忽视”之特殊形式的一种可能性:它故意无视这种“分隔”,或者说,它将这种“分隔”进行一种特殊的使用。⑦ 由于宗教性的祭祀具有这样一种特别的“排除”功能,在阿甘本看来,它实际上表征了人类共同体得以创建的一个根本要素。祭祀使得某物被分隔、被排除、被附加各种禁令;但人类共同体恰恰是以这样的方式被建立的:“在现实中,从共同体中被排斥出去的东西正是整个共同体生活的基石。”⑧祭祀通过将俗世与神圣分隔开来的方式,不只是确立了政治权威的神话,而且包含了确立政治权威所必需的暴力。这绝非只是宗教社会的特征,而是包括现代社会在内的所有人类共同体的建基性特征。祭祀揭示了人类共同体的一个结构性格局——法律(俗世法律)秩序+法律的例外。通过对祭祀的分析,阿甘本得出了与施密特(Carl Schmitt)相同的结论:恰恰是例外状态确立了法律的“普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