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47(2013)04-0050-12 对时间问题的关注贯穿于近代哲学史，并在康德的哲学中表现出了自身独有的特征。一方面，时间(空间)观构成了康德批判哲学的核心；另一方面，关于如何描述与阐明时间(空间)问题，康德并没有一致的结论。尽管如此，在以康德为代表的先验主义哲学传统中，类比空间来思考时间的路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甚至决定着哲学家们对与时间相关问题的构想。直到19世纪末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为止，有关时间的讨论再次成为哲学关注的核心，并最终突破了先验主义哲学的界限。本文通过对康德与柏格森在时间论证上的比较研究，以期阐明柏格森独特的时间观及其与近代先验主义哲学传统的显著差异。 一、引言：有关时空的哲学问题 在哲学史上，时间问题广为关注而又备受争议的状况是由时间本身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哲学问题所造成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曾经询问：“空间与时间是什么呢?它们是现实的存在物吗?或者它们虽然只是事物的诸规定乃至于诸关系，但却是哪怕事物未被直观到也仍要归之于这一事物本身的东西?要么，它们是这样一些仅仅依附于直观形式、因而依附于我们内心的主观性状的东西，没有这种主观性状，这些谓词就根本不可能赋予任何事物?”(B37-38)①在这句话中，我们能够找到近代早期关于空间的系列哲学问题的清单：空间是“实在”的吗?空间是实体吗?抑或仅仅是实体的属性?空间是否依赖于事物之间的关系，还是完全独立于这些关系?空间与心灵(主观性)之间的关系如何?最后，这些众多的因素相互之间如何发生关系?同样的系列问题也都可以对时间提问。有研究者指出，康德的这一陈述显示了与时空相关的五个完全不同的哲学问题。②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时空的本体论问题，它与特定时代的形而上学框架相符合，而时代的形而上学范本总是与科学认识的水平相匹配。在康德所处的17—18世纪，以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为范本形成了实体—属性的形而上学框架，它将时空看作物理世界的特征；时空被认为是存在的，或者作为实体，或者作为某种实体的属性。然而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可靠的，因为时空具有区别于实体的特征——时空本身不可把握，我们虽然能够在每一种实体中找到它们，但是它们不可能像一块石头或一棵树一样被实在地获得。此外，时空的属性也不会因为任何实在的改变而改变，时空被看作是永恒的，它们不依赖于任何实体，它们始终都在，不会消失也不会增减。 与第一个问题相关，第二个问题是围绕时空本体论的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这在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一版(1687年)的解释③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述。前者认为时空独立于所有物体与物体关系，它倾向于承认时空点是存在的；后者则认为时空依赖于物体与物体关系，它将可能导致不接受时空点存在的论点。 第三个问题是：时空表象的来源是什么?这一问题源自于近代早期的一种观念，即我们关于时空的观念或表象必然以某种方式区别于我们关于普通物理对象的观念或表象。许多人认为空间和时间是因果惰性的，因此是潜移默化的，那么我们又如何能表征空间和时间呢? 与第三个问题相关，第四个问题是：我们的观念中时空表象的内容是什么?依据康德的观点，表象的内容将为我们提供它的可能来源的指引。我们也许能够认为，表象的来源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它的内容是什么的线索。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时空问题的先验阐明与形而上学阐明可以说是对这个问题的直接回应。 第五个问题是以上四个问题的总结，它询问的是在时间与空间的诸问题中，时间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又与人类有何种关系。在这个问题中，时空与人之间的关系部分可以由第三个和第四个问题来刻画——就像康德所做的那样，即借由哥白尼式的革命将心灵的属性而非外在的对象看作时空观念的来源。 然而在康德那里，至少在表面上存在着两个重要而棘手的问题：首先，时间与空间的存在确实依赖于心灵吗?换句话说，在时空与心灵之间确实存在着由依存关系所显示的逻辑上的秩序吗?或许，我们关于时空的表象的来源或内容表明了某种依赖性；但是康德似乎认为，时空对心灵的依赖可能会为我们解决上文提到的本体论问题提供些许便利。然而，如果我们从根本上否定这种逻各斯的秩序，否认理性之光较之于存在本身的优越性，那么康德的解释是否行得通呢?其次，在时间与空间之间，康德在论证中隐含地进行了区分。在康德那里，空间问题与因果性问题的讨论是内在联系的，他之所以看重因果性，乃是与其哲学思考的动机密切相联的——他曾经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独断论)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④ 对康德而言，理性哲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重塑被经验论者攻击得千疮百孔的因果性⑤概念。在康德那里，因果概念最终就是“力”的概念，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力学还是一切自然科学的核心，而力的概念正是以空间概念为基础，由此空间性的先验性“与生俱来”。在时空关系上，空间的先验性也被认为具有比时间性更为基础的地位⑥，然而这种隐含的秩序本身的合理性尚待进一步阐明。这些问题显然迫切要求被澄清，而柏格森的工作正是致力于此。如果说康德的时空观包含了以上五个问题，那么柏格森的重点则在于澄清并解答第五个问题，从而实现对上述所有问题的根本回答。当康德被尊崇为先验主义的英杰时，柏格森则因彻底颠覆了逻各斯的秩序而被打上了“非理性”的标签。⑦于是在时空问题上，柏格森完成了对康德时空关系本身的倒转。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两人的理论源头，从而澄清他们在时间观上的根本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