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儒学作为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对历史上的各个朝代都产生了影响。本文探讨了儒学是如何进入并兴盛于元朝初年的，论述了耶律楚材对儒学在元朝的兴盛所起的重要作用。 蒙古是北方诸民族中较后起的，它是北魏至唐以来的所谓室韦部落之一。在唐时，蒙兀儿室韦之名始见于史传，直到13世纪成吉思汗崛起之时，还停留在草原民族的浑浑噩噩的状态中，对中原汉文化，一无所知。《黑鞑事略》徐霆注说：“霆尝考之，鞑人本无字书……”又《黑鞑事略》载：“若鞑鞑本俗，向不理会，但是草青为一岁；新月初生，则为一月。”象这样既无文字又无历法的草原游牧的民族，是很难遽然接受中国理学的。我认为，蒙古人最先接受传统儒学，其渊源当是从发动侵金战争开始的。换句话说，蒙古人最先接受的汉文化主要是从金而来的。 金代接受汉化最早，远在20世纪初的阿骨打时代，即已重视儒学文化。自熙宗以后更儒治，开科试土，纯用汉法；章宗时代，尤其彬彬礼乐。元好问所撰《金朝名臣碑志》中多有称述。刘因撰写的《金太子允慕墨行》也称：“金源大定始全盛，时以汉文当世宗，兴陵为父明昌子，采事孰于东宫同，文彩不随焦士尽，风节直与幽兰崇”。以太子之位，而耽爱文雅如此，可见汉化之深。 战争是文化的媒介。在西方，亚历山大东征，却把希腊文化带到中东，阿拉伯人建立帝国，却汲取了基督教的教堂、学术，成就了大食文明。在中国，五胡侵华、鲜卑、氐、羌等民族，却同化于汉族文化；女真灭宋，本身就造就了文儒政治。往往异族战争间的俘虏，倒会变成民族文化的启蒙大师。箕子之洪范，微子之“抱礼器以归国”，成周的文明，何尝不是殷商俘臣所贡献？“不有所废，君何以兴”，历史本身便是矛盾的统一，蒙古人接受金的儒学，亦不脱这个公例。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最先把儒学的意识传入成吉思汗父子身边的大都是些金国亡臣，如耶律阿海秃花兄弟、李藻、王擑、李邦瑞、郭宝玉等。《蒙鞑奋录》记载：“又有女真人亡宰相，余者未知名，率女真亡臣，问所传有白俭李藻者为相。”白俭即白伦。据《大金国志》载：“白伦田广者，掣其家亡之北地，相与献谋。”《元史·耶律阿海传》载：“通诸国语言，善骑射，金末使于汪罕，见太祖姿貌异常，因进言金国戒备废驰，俗日偷肆，亡可立待。”对以上诸人的建议，成吉思汗与国王木华犁，当时多能采纳，在他们身上已经体现出汉化的意识。例如木华犁在伐金过程中，就听取汉儒谋士的建议，改变了直接杀戮抢掠的做法。“以降制降”的政策，招降了大批中原汉族世侯武装力量，依靠他们伐金和巩固了广大中原地区的统治。但这些影响还只是外在的，仅限于禁杀止掠而已，真正使儒学汉文化渗透到蒙古人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我认为最重要的人物首推耶律楚材，而集大成于忽必烈。 耶律楚材(1190-1243)，生于燕京，为契丹贵族后裔，其父为金宰相。据《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楚材生三岁而孤，母杨氏教之学。及长，博及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他原来也是金朝臣子，曾任燕京行省左司员外郎。金宣贞祐三年（乙亥1215），蒙古军队围攻燕京时，他投向成吉思汗，跟随成吉思汗十余年，出入于西域漠北，但一直只以星相占术为人重，直到窝阔台汗继位以后才开始重用他的治才，于金哀宗正大8年（辛卯1231）被任命为中书令。他在政治上推行“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方法，给窝阔台汗讲“天下虽得于马上，不可以马上治”的道理。他利用中原汉族封建地主阶级积累的封建社会统治经验，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的措施。较为重要的有以下几件史实： 一、奏立十路征收所，任用大批汉儒为官 蒙古帝国征服中原广大地区后，由于草原游牧民族的征战传统，财富尽为蒙古贵族私自占有，而国库空乏。于是，蒙古贵族中有人曾主张“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收地”。耶律楚材力谏不可，并建议窝阔台汗说：只要学习采用中原地区汉族地主阶级已有的赋税制度，便可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达到国富兵强的目的。《元史·耶律楚材传》载：“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凡长贰悉用士人，如陈时可、赵昉等，皆宽厚长者，极天下之选，参佐皆用省部旧人……这事不仅挽救了中原地区夷为牧地的灾难，而且开了蒙古帝国正式任用儒生为官的先例。所以后来元朝名臣宋子贞在《元故领中书省耶律公神遗碑》中称：“国朝之用文臣，盖自公发之”，这是蒙古帝国的机体中正式注入儒家血液的开始。耶律楚材这一功绩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二、乙未籍户和丙申谏分土分民 在挥戈南征过程中，蒙古贵族把战争中俘获的大批汉人划为自己的驱口，使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沦为奴隶。这对有一千多年封建制度的中国历史无疑是一种反动，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十分不利。耶律楚材对此曾向窝阔台汗建议：在中原实行括户，重新编籍中原户口，使人民返本归田，从事农业生产，每年按时向国家交纳赋税，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财政经济收入。窝阔台汗在上一年的税收中尝到了甜头，因而，便同意耶律楚材的建议，并让耶律楚材主持重新括籍中原户口。窝阔台汗7年(1235)正式在中原地区籍户，得各路民户110多万户。在此基础上，蒙古贵族按照祖先的惯例，要将“黄金家族”的共同财产，进行分配和赏赐。这种分土分民实际是重新把中原人民划归各“投下”所有，变成一种奴隶制的人身依附关系。各“投下”可任意盘剥属于自己“私有”的驱口。很显然，这不利于中原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基础和中央集权的统治。于是，耶律楚材提醒窝阔台汗：象这样裂土分民，造成尾大不掉，容易产生嫌隙，不如多赐与金帛，足以体现朝廷对宗亲大臣的恩典，但分封业已实行，岂易改变？窝阔台汗也十分为难，于是耶律楚材又提出折衷的建议：“若树墨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赋外，不令擅自征敛。”窝阔台汗采纳了这一建议，遂命名“投下”只在分地设达鲁花赤监临，而由朝廷置官统一征收赋税，按其应得数额颁给他们，非奉招不得擅自征收杂税。这便是所谓的“王户丝制”。“乙未籍户”和“丙申分土分民”，不但解放了大批人的奴隶身份，而且把蒙古贵族传统形成的分土分民的奴隶人身依附关系变成了封建制的“王户丝制”，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这些基础上耶律楚材主持制定了新的税法，使各地的税收标准得以统一，各“投下”不得任意盘剥人民，这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中原地区的社会秩序，刺激了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在当时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