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不容忽视。可也必须看到，由于经济改革超前于政治改革，虽然经济总量上取得较大的发展，但社会分配的不公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政治腐败相当突出，政府机构实际上的垄断运作，缺少必要的监督和制衡，都使社会的不满和矛盾显露，社会不安定因素逐步增加。所有这一切都要求进行政治体制上的改革，通过扎实地推进民主、法治和分权制衡来解决公权力运作的制度问题，以克服权力过于集中不受监督所带来的众多弊端，保障并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经济发展呼唤政治改革 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道路的讨论引起了世人的许多关注，有些人甚至乐观地认为，按照目前的政治体制方式运作不变，中国经济还可以再延续30年的高速发展。但在事实上，纵观世界上许多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经验，没有良好的政治体制保障的经济发展难以持续。 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引起民众关心和担忧的问题，集中表现在政府官员腐败，即政府官员利用职权贪污受贿，进行权钱寻租活动。所谓寻租活动，即政府官员利用自己手中所有的权力向社会寻得租金，以中饱私囊。可以寻租的对象很多，从大大小小的公共工程，到各种各样的许可证包括批文，公有土地的征用、使用权拍卖，再到各级政府官员的职位，等等，不一而足。目前所有这些环节的任何一处只要缺少公开透明、严格的监督，就可能成为政府官员寻租的对象。他们可以由此向有关人士索取报偿，结果是肥了自己，损害了公共利益和社会的公正。如今存在的买官卖官、官商勾结、公共建设工程质量低劣等等现象，均与官员的寻租活动直接相关。 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布坎南分析了政府的寻租活动是政府失灵的一个原因。这是指投票人包括其中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努力(如游说和行贿等等)，促使政府帮助自己建立垄断地位，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常见的寻租行为有：政府定价、政府的特许权、政府关税和进口配额、政府订货。寻租活动容易导致资源浪费和不合理配置，社会成本提高，政府官员贪污，因而需要通过公共选择的制度安排来纠正，也就是通过民主的契约来限定权利和创造新的权利。“所提议的宪法革命包括对获得可接受程度上有效的结果所必需的行为限制的相互协定。”[1](P180)以此来克服包括政府官员寻租活动的各种违法行为。为了克服官员的寻租现象，就需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要求政府的活动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全方位的监督。关于限制和监督政府权力，我国订过一些原则，但其本身仍然显得笼统，无法形成制度上实实在在的具体规定，而且即使有一些具体规定也得不到执行，这表明我们迫切需要进行相应政治体制的改革。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邓小平在提出经济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也认真思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强调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的重要性：“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2](P333) 分配正义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另一个突出问题。虽然经济总量有了较大的增长，但在经济分配上仍然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地区间的差别，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差别相当严重，有些方面还在继续扩大。“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增加了社会收入观感上的悬殊和对立。诚然，任何一个社会的收入不可能人人完全相等，绝对平均分配的社会有可能滋长懒惰之风，缺少生产和创新的积极性。但是，一个社会收入差别过大，少数人手中集中大量的财富，而广大的民众则相对收入较少，由此引起的相对的剥夺感将引起的社会不满，是社会动荡的重要根源。人们对于一些政府官员冷漠对待民众的安危冷暖，只顾自己和利益集团积累财富深恶痛绝。由于对特权现象的仇视，一点小事、小冲突往往引发大规模的群体骚乱事件。收入分配上的不公需要对分配体制进行深入的改革，而分配方式的变革，必须通过政治的改革为其提供条件和保证。 政治改革目标设计 无论从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的要求，还是从克服腐败、建设社会和谐的普遍要求来看，政治体制改革都十分必要，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确立改革的目标，即我们究竟在政治上建成怎样的制度，其基本要求和规定是什么，其关键在于民主、法治和公民自由权。 关于体制目标的设定，通常有所谓顶层设计一说，即由最高层先设计好体制改革的方案，然后通过现有政权组织自上而下地逐步实施。我国的改革开放的政策看起来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自1978年下半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到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终确定了改革开放——主要是经济改革的基本路线和方针，然后通过政权组织自上而下予以贯彻。尽管如此，经济改革所设计的目标如果得不到中下层管理者的支持和民众的认可，仍然只是空谈。而且，在贯彻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时，不时地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正是通过及时地向高层传达，高层相应地做出调整，才不断地将经济改革推向前进。由此可见，改革离不开顶层设计与基层互动相结合。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是改革实践的一种通俗的说法，即根据实践中的经验不断进行调整，向前推进。摸着石头过河，有确立目标与根据实践中的经验进行调整相结合的含义。过河是根本目标，也就是事先已经确定了基本的目的；摸石头是一步步试探、试验，即具体的实践，根据试验的结果及时调整方向和过河的方式。两者缺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