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由经济推动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已成常态，其中既有大量流入城市的农业人口，即农民工，也有一些在城市有着较好的工作但户籍不在此地的所谓“漂族”。按照当前的人口普查口径，当他们在所在地区居住半年以上时就被视为该地区的外来常住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一起构成所在地的总人口①。但在社会层面，诸如户籍等带有二元社会特征的制度性区隔仍在，这就形成了中国当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身份转换现象。在此现实背景下，对外来人口的研究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界的热点议题之一。大体来说，相关的探讨可分为作为客体的外来人口问题及作为主体的外来人口问题两种研究路径。前者侧重于城市的社会控制，主要涉及对外来人口的管理，而这又常与外来人口犯罪问题联系在一起②。后者侧重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主要涉及他们的社会认同和社会适应等③，其中，同期群间的差异是其讨论的焦点。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个新的议题：在同一时空格局之中，不同户籍和不同同期群的常住人口对城市最主要的社会控制方之一——警察的信任状况如何，他们之间有无差异。从现实来看，对此问题的探讨，既可从受众的角度了解警察参与社会治理的绩效，也能了解到流动人口在城市的融入限度及制约因素。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39%，为全国之最。因而，有关警察信任的探讨对于上海等中国大城市未来的社会建设、社会治理来说尤具现实性。然而，在近年来众多的对社会信任与系统信任的研究中，我国学界鲜有对警察信任态度的专题探讨，更不用说考虑到户籍和同期群因素。少有的相关研究或是将对警察的态度评价视为对法律权威认同的测量指标之一④；或是在职业声望研究中对警察从职业方面进行评价⑤；或将警察信任作为社会信任之一进行简单的百分比介绍⑥。因此，对警察信任的研究有助于推动我国犯罪社会学和信任议题研究的深入。一些海外学者对中国当代社会中的警察信任议题进行了一定的实证研究，但这些研究多是基于西方问题意识和理论话语下的探讨，缺乏对外来常住人口与本地居民对警察信任的对比分析⑦。据此，本文根据上海的调查数据，主要从户籍和同期群等方面对警察信任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一、西方文献综述 西方学界关于民众对警察之信任的研究最早始于贝尔曼⑧，但直到20世纪60、70年代，随着美国民权运动的兴起，该议题才真正引起社会学者的关注。同时，他们的问题意识开始聚焦于不同种族或族群亚群体对警察之信任差异的探讨。大体来说，西方学界对此大致形成三种不同的观点和研究取向。 1.基于种族脸谱化理论（theory of racial profiling）下的警察信任种族差异论 种族脸谱化理论源自犯罪社会学中的冲突论。该理论认为，社会的秩序并不是群体共同性的反映，而是不同利益群体间相互冲突和竞争的结果。而这也反映于司法过程之中，整个立法和执法实质反映的是占主导地位的群体的利益和文化。因此，犯罪既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利益排斥的制度化结果⑨，也是少数群体按照自己的文化逻辑而有意违背所谓主流文化行动的结果，这实质是一种文化歧视和偏见⑩。在西方社会，由于占主导地位的白人在实质上控制着国家，因此，警察就必然代表着白人的利益，他们执法的实质就是种族脸谱化，其后果必然会导致少数种族或族群，特别是黑人对警察的怀疑和低信任（11）。这得到了20世纪70-80年代大量经验研究的证实。如托马斯和海曼在将种族、性别、年龄、收入、教育、职业威望、犯罪的受害程度及其居住因素等变量进行比较后，甚至认为种族是预测民众对警察信任的最佳变量（12）。 2.基于种族重要性下降的判断以及统计分析复杂化下的警察信任种族无差异论 到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社会制度的变化，尤其是美国民权运动的消退及黑人在制度层面平等地位的获得，有学者开始提出种族问题在美国社会重要性下降的新论点（13）。同时，在研究推进的过程中，有些学者发现，之前许多得出种族间信任差异论的研究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存在着简单化的瑕疵，这些成果要么仅进行简单的描述统计，甚至未作任何变量控制就进行回归分析；要么选择诸如年龄、性别和收入等人口学变量，或仅单独选择诸如与警察的联系、是否有犯罪受害经历等少数几个控制变量，缺乏多变量的综合分析。由此形成的问题是，警察信任到底是基于种族区隔这样的宏观制度性和文化性变量，还是取决于诸如地区背景、与警察互动的经历和个人生活满意度等微观制度性变量。 在这一新问题意识的启发下，有研究显示，当控制地区背景类的变量后，种族或族群间警察信任的差异不再存在（14）；另一些研究在控制个人生活满意度等变量后种族或族群间的信任也无差异（15）。当然，由于不同的研究在数据的来源以及控制变量的测量指标等方面不尽相同，为此，上述判断也遭到警察信任种族差异论坚持者的反证。 3.更复杂的考虑 在上述非黑即白的争论之外，还有学者从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精细化层面进行分析。 首先，在因变量方面，传统的测量题目为“您对警察的信任程度”。但有学者认为，这种笼统的问法难以真实的测量出民众对警察的信任态度，应采用更精细化测量指标和方法。如Rosenbaum将警察信任分为对地方警察的态度和对他们行为的信任评价，结果显示，在对地方警察的总体信任态度方面，包括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的大多数人少数族群与白人无太大差异，但当问及他们对警察行为的评价和信任时，少数族群与白人间的差异明显。（16）Schuck等人通过因子分析将对警察的信任态度分为居住地的警察表现、对警察的整体印象、警察在为少数族群和穷人提供的服务质量和对警察的担忧等四个因子，结果显示，非洲裔在后三者与白人有差异，西班牙裔仅在对警察担忧方面与白人有差异。（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