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3)04－0063－13 1962年“台海危机”背景因素 1962年上半年，蒋介石在台湾积极准备对中国大陆发动军事反攻行动，一时之间台湾海峡情势升高，其主要动机有如下三点： (一)对美“外交”因素 1960年11月，美国举行总统大选，由持反共立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时任副总统的尼克松与积极主张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上应采取更为弹性、甚至力持美国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平关系”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肯尼迪进行角逐。竞选期间，肯尼迪除了批评共和党外交政策的僵化与不分轻重之外，还曾在电视竞选辩论中主张未来美国应当只保卫台湾与澎湖，放弃协防金门、马祖等外岛。这些言论令台湾当局极度不安，蒋介石即曾私下批评肯尼迪“主观自是，不求事实，总以先入为主的劣性”，以及“政策与心理皆虚浮幼稚，并无定见，更无远见”。[1] 肯尼迪当选后，台湾当局开始密切关注美国民主党新政府是否将改变对台政策。肯尼迪上任后不久，华府决策阶层即开始酝酿改变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策略。肯尼迪上任前夕，其外交与国安幕僚评估美方已经无法再利用此策略继续阻挡联合国对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因而有意更改策略，但其所拟提出的新方案却涉及“两个中国”意函。易言之，在预测未来势将无法阻止联合国各会员国之间辩论究竟由北京或台北来代表中国席次，美方希望台北能够务实地以“继续保持联合国会员国席次”作为最后目标，在此前提下，只要能够成功阻止北京入会，即便台北无法继续宣称代表“全中国唯一合法政权”，亦应当是可以被接受的。[2] 美方的策略引发了台北政坛极大震撼。蒋介石在日记里记载道：“美国外交全凭其一时利害之主观，而容有其后果与客观环境为何之考虑，可痛。”他又认为这些对台政策之转变乃是“其民主党左派对我陷害以达成其反华媚共最好之机会”。[3]此时，台美双方又因蒙古人民共和国申请加入联合国而关系恶劣。1961年4月，非洲新兴法语系独立国家毛里塔尼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向联合国提出申请成为新会员国。肯尼迪上任后不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于4月21日公开宣称，如果能够断定蒙古人民共和国具有独立国的属性，则美国准备考虑同意其加入联合国问题。在美方发表此声明之后，美国国务院立即着手评估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利弊得失，评估认为，若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能够让美国在该地区建立新的外交据点，以便近距离观察中共、苏共情势，则从美国的全球战略角度而言，利大于弊。美国国务院还特别通过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接触，探询其意愿，并获得对方肯定答复。[4] 台湾当局向来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曾于1955年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阻止其加入。因此，当华府有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消息传出后，可以想见，台北再度对美方感到震惊。就在此时，突然又传来美国国务院决定核发入境签证给长期旅居日本的“台独”分子廖文毅，允许其前往美国旅行与活动。[5]这一连串事件都让台北高层体认到肯尼迪政府确实在逐步推动新的对台政策，更严重的是，这一新的政策改变是朝着对台北极端不利的方向倾斜。面对美国对台“外交”上可能的巨大转变，可想而知蒋介石内心之惊恐与沉重。1961年六七月间，蒋介石两度约见美国驻台“大使”庄莱德，表示宁可退出联合国，也不愿国际上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届时美方必须负担国民党退出联合国的一切责任。同时，蒋介石还严厉谴责美方在处理蒙古人民共和国入会与廖文毅赴美签证两议题上事先未与台北磋商，他声称美方如此处理对台关系，简直比对待一个附庸国家还不如。最后，蒋介石要庄莱德向华府传话表示，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美国政府确实是在精密地策划逐步改变对台政策，这令他对未来双方关系高度担忧。[6] (二)台湾岛内政治因素 1961年初起，美国民主党新政府明显有意改变对台政策使台北高层高度不安。此种对台湾当局国际地位不安的态势，直接促使蒋介石与其核心幕僚认真思考加速推动军事“反攻大陆”的准备。1961年8月初，美国驻台北的“外交”人员即注意到，面临“外交”与国际地位上可能出现的巨大危机，台北突然在“反攻大陆”的舆论宣传上变得更加积极与明显，只不过美方尚无法分辨此一论调的转变究竟只是政治上的宣传，还是认真的。[7] 除了美国对台政策转变因素之外，当时台湾岛内政治局势与国民党内微妙的权力结构生态或许可以提供对于蒋介石此时发动军事“反攻大陆”真正意图的进一步思考。自1959年起，有关蒋介石是否将竞选第三任“总统”即成为岛内微妙的政治话题，依规定，蒋介石两届“总统”任期至1960年5月结束后将无法继续连任。当时岛内外许多自由派学界、政界人士如雷震、胡适、殷海光、王世杰等皆曾公开呼吁反对蒋介石利用“修宪”等方式参选第三任“总统”，这些意见透过陈诚、张群、黄少谷等党政要员传达给蒋介石，令当时希望继续连任的蒋介石恼怒不已，甚至在日记里批评胡适是“无耻政客”，认为胡乃“最不自知”与“最不自量”。[8] 由于胡适、王世杰等人与“副总统”陈诚关系向来密切，而蒋介石连任与否又直接关系到陈诚能否继任“总统”，再加上蒋经国与陈诚之间微妙的权力竞逐关系，以及传出过王世杰曾向陈诚献策以向蒋介石主动辞去“副总统”职务来阻止蒋三连任等传言，这股国民党内隐约反对蒋介石继续担任“总统”的力量让蒋感到恼怒不已。据此，蒋有意以加紧军事“反攻大陆”的准备，来巩固其领导地位与强化国民党在台统治的政治“正当性”，同时逐步转移国民党内因“总统”选举而可能引发的权力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