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3)04－0014－13 1954年4月至7月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其对中美关系、中英关系、中法关系以及中越关系的走向和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关此次会议的文献资料，问世最早的当属中国方面于1954年出版的《日内瓦会议文件汇编》①。之后，又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②、《印度支那问题文件汇编》③相继出版。但所有这些资料，其内容多为代表提案、发言和会议公报等当时即已公开的文件，有关中苏越等国在日内瓦会议中决策过程等内容的重要文件并没有予以披露。在日内瓦会议后，法国及英国方面也相继出版了此次会议的相关文件集及白皮书④。美国方面，负责出版美国官方文件的美国政府出版社也先后于1960年和1971年出版了美国国务院⑤及五角大楼⑥的相关解密文件。1981年，美国国务院又解密出版了《美国对外关系——日内瓦会议卷》⑦，不但涵盖了各国早已公开的文件，而且又增加了一大批美国国务院新解密的相关文件。其中，尤属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及国务院政策设计室的解密文件，最为引人注目。至此，美国方面已基本解密了有关日内瓦会议的全部文件。 在冷战期间，由于资料的相对匮乏，学者研究的著述较少。西方学者的著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69年出版的罗伯特·兰德尔的《日内瓦1954》⑧与菲利普·德维利埃、让·拉库蒂尔合著的《战争的结束：印度支那1954》⑨。同一时期，由于受各种原因的限制，中国方面的档案资料一直未予公开，相关研究也基本没有进展。冷战结束后，中国方面的资料公布、整理情况出现了重大进展，一大批有价值的档案相继解密。其中，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传1949—1976》(上、下卷)与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均有章节专门涉及该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于2004年至2008年分批分次陆续公开了1949～1965年间的81751件外交档案。其中有许多档案涉及日内瓦会议。在这些档案公布后不久，外交部档案馆将有关日内瓦会议的档案编辑成册，予以出版。⑩这些档案材料的公开和汇编出版，全面、系统地公布了有关日内瓦会议的中方档案材料，进一步便利了本选题的研究。 同一时期，伴随着前苏联、越南等国档案文件的陆续解密，涉及本选题的一批外文档案材料被公诸于众。其中，由前苏联解密、并被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翻译成英文公布的系列档案文件，成为研究当代中越关系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在档案材料不断解密的基础上，海内外对于日内瓦会议的相关研究也日渐丰富。(11)海内外学者从各个方面对日内瓦会议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但据笔者目力所及，学者们很少对涉及日内瓦会议的地缘政治因素进行系统的分析。因此，本文不揣浅薄，拟以上述重要档案资料及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地缘政治学的相关理论，阐述各国关于日内瓦会议的地缘政治考量及由此而引发的中越关系的嬗变。 一、日内瓦会议前各国的地缘政治考量与中国会议策略的制订 1953年以来，国际形势出现了某些缓和的迹象，整个国际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1954年1月，四国外长会议决定，4月间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在苏、美、法、英四国达成一致后，中国、越南等相关国家也先后表示愿意参加，并开始为此次会议的召开进行积极的准备。但是，由于各相关国家各自地缘处境及地缘观的差异，各国对印度支那和平的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考虑，对日内瓦会议的结果也有着各自不同的预期。 (一)各国的地缘政治考量 对美国而言，东南亚地区是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区域。正如对当时美国政策制订产生过深远影响的著名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所说，历史上“从来不曾发生过单纯的陆上势力与海上势力的对抗。”“对我们安全的威胁，每次都是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眼看要被一个单独的强国所统治。”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在于，防止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被一个大国单独统治，并“防止旧世界几个实力中心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利益。”(12)对于美国而言，东南亚特别是印支地区正处于这一重要的边缘地带。这一地区不但是连接东西世界的重要枢纽，而且是美国等“海上势力”进入欧亚大陆与“陆上势力”抗衡的重要通道。因此，在失去了对中国大陆的控制与影响力之后，美国必须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的渗透，防止共产主义中国“服从苏联的指挥，向其邻国入侵”(13)。基于上述考虑，美国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放弃了之前对中国实行的“拉拢”与“试探性”政策，开始谋求在东南亚特别是印度支那地区遏制中国的“共产主义蔓延”。 相比美国对印支地区的明确态度，英国对该地区的态度则较为复杂。一方面，出于对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扩张”的固有恐惧和对稳定东南亚地区局势、保证英国远东特别是香港、马来亚等地区利益的期盼，英国非常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遏制中国及苏联对这一地区的渗透。但是，另一方面，英国又不愿意过多地刺激中国，从而影响其在远东的利益，尤其担心中共收复香港局面的出现。因此，虽然英国早已于1952年就与美国、法国达成协议，“一旦红色中国入侵东南亚，将导致三国的某种报复行动，这种报复行动不一定局限于遭侵略的地区”(14)，但当美国于1954年正式提出“联合行动”的概念，计划直接干涉印支，并对中国进行报复时，英国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相对于英国的矛盾心态，法国的远东政策则比较单一。二战的打击使法国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欧洲都已经失去了世界大国的地位。法国已经无力像英美一样关心“共产主义的渗透与入侵”，也无力在欧洲捍卫资本主义的地位。因此，在深陷于印度支那的战争泥潭时，法国显得更加精疲力尽。它既无力依靠美国的经济与军事支持继续战斗下去，更无力联合美英等国对中国或是苏联发起进攻。它所能做的，是通过和平方式尽快结束印度支那战争，以减少法国在这一区域巨大的人力、物力消耗，最大程度地保留法国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并减少其对法国其他殖民地的“骨牌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