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13)03—0037—12 三区革命是新疆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仅深刻改变了当时新疆的政治生态，而且对其后新疆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三区革命的爆发原因，学者们也做了许多论述和探讨，总体说来，形成了三种主要的观点：(1)苏联主使；①(2)盛世才及国民党的反动统治；②(3)伊斯兰教和突厥民族主义的传播。③笔者认为，此三说都指出了部分原因，但过多地把目光投射在了苏联和新疆本身。事实上，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缘环境，研究这一时期的新疆问题不能仅局限在新疆地方和苏联，更要考量其后的国际背景。同时，历史事件的发生是一个延续性的过程，在它以最终的面貌呈现出来之前，往往会经历长期的积累演化。若要探究三区革命的爆发原因，就有必要回溯到盛世才主新时期，从苏联势力全面深入新疆开始，观察各方因素对新疆时局的作用过程。因此，本文试探讨1933～1944年的这十一二年间，国际时局——尤其是后来二战的局势变化是如何影响中苏美新三国四方的政治决策，进而影响这期间的新疆局势，又是如何演变为少数民族的反抗，最终导致了1944年的新疆危局。 杨增新主新时，苏联通过直接与新疆当局订立条约取得了一定特权。1933年“四·一二”政变后，在苏联的襄助下，盛世才击败张培元和马仲英，取得了新省军政大权。作为交换，盛世才给予苏联贷款、派驻顾问等各项权利，新疆对外(包括对南京政府)交涉及重大事件、重要官员任免都必须告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兼全权代表，省政府一切重要政策的实施不仅要报备总领事，还需相关各厅局顾问的同意才能执行。④同时，新疆以苏联为模板进行了改革，自此，苏联势力全面深入新疆军政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国民政府则在黄慕松和罗文干先后宣慰新疆失败后，无奈地承认了盛世才的地位，对苏联在新疆的存在也无能为力。 抗战爆发后，大量苏联援华物资经由新疆运往关内。藉此机会，苏联也加强了对新疆的控制。1938年1月，盛世才以哈密一带局势不稳，物资缺少安全保障为由，请求苏联援助。这正中苏联下怀，6月，苏联红军一团(即红八团)⑤进驻哈密，锁住了甘肃入新交通的咽喉。实际上，苏联出兵哈密不仅是为了保护运输线，更与国际形势密不可分。进入1938年后，抗战逐渐趋向长期化，为了获得稳定的后方，国内有人重提西北开发，而此计划的实施势必导致中央政府对新疆产生影响，这是盛世才和苏联都不愿看到的；同时，日本势力不断西进，对外蒙古、西伯利亚和新疆均构成威胁，因此，红八团的进驻主要是为了维护苏联自身在新利益。事实上，以军事力量支援盛世才和保障自身利益是其时苏联的惯常手段，红八团也并非盛世才时期第一支进入新疆的苏联红军。1933年12月至次年1月，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尽力支持乌鲁木齐当局与马仲英及其他回族部队作战，以使新疆不会被变成反苏活动的基地”⑥，伪装成归化军的两支苏联红军从伊犁和塔城先后进入新疆。1934年4月，又有毛兰诺夫骑兵团在喀什协助省军作战。张培元自戕和马仲英流亡苏联后，前两支红军撤回国内，毛兰诺夫团则留驻乌恰，成为苏联红军长驻新疆的开始。1937年9月至10月，为帮助盛世才剿灭马虎山和麻木提，康斯坦丁诺夫又率军一团入新，配合毛兰诺夫团平定了叛乱。嗣后，康团撤回苏联，毛团则以边防大队名义驻扎南疆。⑦此后，1940年11月，通过《锡矿协定》，苏联又获得了新疆省境内的筑路权和矿产开采权等多项利权。⑧而国民政府因为担心在新疆问题上向苏联施压会导致苏联减少甚至取消援助，不得不暂时保持沉默。⑨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缺乏准备的苏联损失惨重，无法再给予盛世才有力援助，但却未打算放弃在新疆的权益和对新疆事务的干预，这引起了盛世才的不满和疑惧，⑩苏联的失利也使他怀疑苏联的实力，于是考虑另寻出路。1941年，盛世才以打击反苏分子为借口，在新疆制造了“陈、武阴谋暴动案”(11)，清洗异己。同时，以打击托派为名暗中清除苏联在新势力。苏联主持建立的边务处(12)首当其冲，“边务处的人员除焦文儒、张成儒、李文杰、康昇等四人外，其余以武佐军为首先后全部被逮捕入狱……总电台主任许祖德(留苏学生)也遭逮捕死在狱中。”(13)此后，1942年3月19日，盛世才的四弟盛世骐突然身亡，死因不明，这给盛世才提供了契机，他声称盛世骐的死是“延安与莫斯科共同指挥的”政治阴谋，“最终目的是推翻现政府，并且建立一个与重庆完全无关的新政府。”(14)于是，他逮捕了包括毛泽民、陈潭秋在内的在新中共党员与其他各界人士五百余人，苏联军事顾问拉托夫等亦因此被调回。(15)盛与苏关系的破裂开始明朗化，而这种变化与盛世才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接触颇有关系。 早在1941年冬，盛世才就已与国民政府密通款曲，“迄三十一年(1942)中央大员前后来迪化者有梁寒操、沈鸿烈、何竞武、毛邦初、朱绍良。尤其是朱绍良曾先后来迪化五次。”(16)5月，盛世才派张元夫和五弟盛世骥为代表前往重庆，与蒋会谈。7月1日，朱绍良、翁文灏等携蒋介石致盛世才的亲笔信飞抵迪化谈判。7日，经过之前的联络和劝说，盛世才最终上书蒋介石，为自己过去联苏联共的行为进行了辩白，并表示“今后绝对不能再与此类假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合作，誓以至诚，拥护钧座与国民党之领导，效忠党国”(17)。对新疆内附，蒋介石极为振奋，在7月1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若不有此五年来之对倭血战，则今日之新疆决不能使盛世才忏悔归诚，于此可证明公理与正义必能战胜一切矣!”(18)苏联的态度自是截然相反，只是中苏同为反法西斯盟国，又值斯大林格勒战云密布，暂时无法武力报复，只能先以外交手段干预。6月27日，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捷卡诺卓夫曾到访新疆。按盛世才自述，捷卡诺卓夫此行即在于对其做最后的拉拢尝试。在双方的四次会谈中，捷卡诺卓夫宣称，他的到访是盛氏修复与苏联关系的最后机会，并且所有背叛党和马列主义的人都不要指望不受惩罚，因此盛世才必须审慎地决定新疆与苏关系。(19)由于盛世才不为所动，7月9日，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会谈时，潘友新即将莫洛托夫致盛世才函的复本呈交给蒋，函中列举了盛世才过去亲苏的种种行为。潘友新同时称，盛世才过去对国民政府的作为，与今日对苏联的态度，均系错误，其中可能有敌对势力背景。(20)对此，蒋和唐纵均认为，这是苏联在无法阻止盛世才的情况下所采取的离间策略，希望以此动摇国民政府对盛世才的信任。(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