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意识与国家建构

       一、引言

       清朝末年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民族统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新的国家形态上的整合也渐露端倪，“国家建构”自然而然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共产党人开拓了一条以“革命文化”为象征的“民族统合”与“国家建构”之路，伴随着土地革命的兴起，在抑制绅权的同时，民权意识开始觉醒，乡土意识也开始“登堂入室”，与“革命文化”相融合；共和国时期，由于革命惯性等因素，农民意识再次成为国家建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原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江西瑞金，国家认同的建构承继了中共党人革命年代的工作惯性与相关理念，以土地改革运动为契机，全面“嵌入”乡土社会，并在全社会重塑政党权威、建构国家认同。国家在土改运动中完成了向乡土社会的渗透，但另一方面，农民世界中一系列的价值观念、思维习惯、行为模式等因子也“参与”到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建构之中。

       二、原中央苏区的土地占有关系与民众的思想状态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建构的进程中，作为新区土改的原中央苏区很具典型性。原中央苏区是解放了一年的新解放区，又是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心地区。在这一区域进行土地改革，除了南方农村社会情况普遍较北方复杂之外，更为纠结的是其过去经历了土地革命，土地占有情况相对不是很集中。①江西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老区，抗战前的1936年，由于受中央苏区革命的冲击，地主总数和其土地占比在中南六省中都算是比较低的一个。但到了1948年，作为国共两党的角逐场而“重返”国民政府控制下的江西，在减租减息、一致抗日路线下，地主总数和其土地占比都有所上升，而中南其他五省的地主总数与其土地占比都有所下降。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江西土改必须面对的一个复杂而又微妙的情况。

       一是人口构成、土地占有关系复杂。江西境内大致可分为三种区域：苏区、游击区和白区。苏区土地占有情况如表1所示。

       在人口构成上，白区、游击区的地主富农多于苏区，苏区的贫农人口比重较游击区、白区大，但同时，苏区的中农人口比重比游击区、白区低不少。苏区中农人口占20.34％，游击区占29.4％，白区占33.2％。又如苏区贫农人口占63.3％，游击区占52.6％，白区占46％。一般来说，凡经过土改的地方贫雇农都会得到土地利益，其经济地位一度上升，许多雇农上升为贫农，贫农上升为中农，因此当时苏区中农多，贫农少。总的来说，江西作为国共相争的主战场，其人口构成现状与中共理念中阶级成份的划分还是有所出入。

       苏区雇农占1.11％，游击区占1.58％，白区占2.29％，苏区、游击区、白区雇农占比依次递增。产生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国统区(白区)相对稳定，而苏区大部分青壮劳力都去当兵了，造成农村人口与劳动力大量减少，农村雇工不容易雇到，即使雇到工资也比较高，故请长工耕种土地不合算，因此地主富农愿意将土地出租而不愿意雇长工。

      

       在公田占比上，苏区、游击区大于白区。苏区、游击区公田占比均超过15％，白区仅为6.7％。苏区、游击区公田多，白区公田少，表明苏区、游击区山地多，交通不便，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宗族关系比白区平原地带要深，但封建的宗族关系强弱又随国共势力的消长而变化。

       二是民众思想的多元化。当时中共江西省委政策研究室所做的调查显示，新中国成立后土改前夕江西各阶层的思想动态如下(根据吉安分区、万安、遂川、永新三个县的情况综合)：

       地主：由于受过苏区革命影响，有反动的经验，手段狡猾，故行动上又有各种不同形式出现：(1)一般的均表示不反对分田观念；(2)假装开明献田；(3)分散财产；(4)勾结特务、土匪、造谣、破坏治安，企图等待国民党回来(永新)。

       富农：(1)在征粮中表示“硬(宁)可和地主一样交粮，不当富农，要求把富字去掉。”(2)对政府政策拥护，觉得比苏区时好，有的想在劳动中改变成份。(3)由于苏区时影响，对土改仍怀疑，恐慌不安，因此有献田的，主动的要求分田。(4)大吃大喝分散财产，造谣破坏者也有。

       中农：(1)在征粮时有的地方产量提高，侵犯了中农利益，而打击了情绪，于是害怕负担重不愿多种田。(2)听说中农不动，竭力拥护，高兴满意，同时也刺激了生产情绪。(3)永新万安均发现，中农中田多者，自动要求拿出来分，认为不分将来中农是最富的了，是“老大”。

       贫雇农：(1)积极要求分田，主张地主富农一起没收分配，听说中农不动不满意。(2)生产情绪很高。(3)雇农因有的失业，要求分田更为迫切。手工业工人：自己没田者也愿意得一部分，有田者知道自己的田不分比较安心。对土改无所谓。②

       而原苏维埃共和国所在地沙洲坝村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前夕的宣传动员之后，大部分贫雇农认为减租是有希望的，能够增加自己的收入，因而对减租持支持态度。如新屋家的老关系户杨衍金说：“地主收了多少年的租，我们交的租买田都够了，剥削太厉害了。”而有些农民认为减租虽有机可乘，但担心地主抽田。30年代的土地革命给沙洲坝村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认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苏区时分了田，后来又还回去了，而且惟恐将来加重负担。一些村民认为“解放军是解放我们的，还叫我们交公粮”。③他们不想既交公粮又缴租，而一部分农民则认为交租是天经地义的事，地主租田、佃农交租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甚至一些农民还说：“这里的地主穷，减租了都活不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