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3)09-0000-08 讨论大陆迁台女作家的创作，学界多瞩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坛，主要检视其乡愁文学、婚姻爱情小说、世态人性小说、闺秀文学等创作现象，由此确认它疏离当时社会“战斗文艺”主流、开拓当代台湾女性文学的独特意义。事实上，不仅如此，大陆迁台女作家对台湾文坛的最大挑战，是以不打旗帜的女性主义姿态，尖锐地碰撞着诸多性别议题。她们在台湾文坛的文学姿态，正如学者范铭如的形象化描绘：“她们是一群披著阴丹士林旗袍，状似甜美的辣将。”[1]21 一、性别议题书写的缘起背景 从1949年前后迁台的大陆女作家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来看，在国族意识“大我”精神的论述之外，性别意识的较量早已悄然开战，家庭性别小说仿佛不经意之间登上文坛，传达出相当前卫的“不打旗帜”的女性主义观点。我们所关注的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统摄的“战斗文艺”时代和男性话语主导的文学语境中，这种创作何以悄然而生?面对漂洋过海的离散经验和“家/台湾”的岛屿出发，女作家有太多的题材选择和人生诉求，为什么会在作品中凸显性别议题?在浩如烟海的女作家作品中，性别议题的女性书写又是以怎样的面貌顽强呈现? 从文化境遇来看，50年代的台湾是“战斗文艺”大行其道的年代，大陆迁台女作家笔下亦有少量追随主流话语的峻急之作。但踏上岛屿所面临的现实是，大陆迁台女作家随国民党政权到台湾的政治强势，并不能改变女性在台湾现实环境中的性别劣势；她们有着知识女性教育背景、谙熟国语表达的文化强势，却与男性文人掌管文坛、女性书写居于边缘位置的文坛弱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与落差，这让她们在台湾创作的出发伊始，便或明或暗地遭遇了性别政治与国族政治的冲突抗衡。五六十年代原本是掌握语言文字优势的外省人写作时代，大陆迁台女作家也同样不乏某种政治文化上的强势和本应服膺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的背景。而一旦接触陌生而全新的台湾岛屿，社会把更切近更触痛女性人生的现实本相呈现在她们面前：一方面，从台湾依然存在的“媳妇仔”现象和养女制度，到女性接受教育权利的社会性缺失；从男尊女卑传统古训的现实作祟，到女性人生价值在婚姻家庭中的自我迷失；五四时期提出的妇女解放经过了这么多年，“人与女人”的命题在台湾岛上还是如此的沉重和纠结。另一方面，从大陆到台湾的命运迁徙与改写，让大陆迁台女作家无论是做支撑家庭的主妇，还是任职于学术部门、公职单位、杂志媒体、学校、工厂等岗位的职业女性，都首先以一个女人所身经的时代风雨担当，所经历的岛屿生存艰辛，特别体验到现实境遇中女性理想的失落和男女两造情境的复杂况味。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大陆迁台女作家以往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精神启蒙背景，遭遇了长达50年之久的日据时代给台湾带来的奴化遗毒；大陆迁台女作家在台湾现实政治中的社会身份确证，遭遇了她们在父权文化系统中的女性身份质疑；她们在50年代台湾文坛的作家角色，遭遇了边缘生存位置的尴尬；大陆迁台女作家“那一代才是名副其实的女强人”[2]162形象，遭遇了被古老传统和世俗现实弱化的“第二性”地位。凡此种种，不能不触动女作家们的思想与心结。 所有这一切，使得大陆迁台女作家在为文发声的时候，往往以一种尖锐痛楚的女性生命经验，富有挑战性的激烈言辞，来表达对男权文化秩序的质疑乃至抗议。在“战斗文艺”紧锣密鼓开张的1950年前后，女作家笔下反而针对性别议题首先发声，显示出一种越轨的力量所在。武月卿主编的《中央日报》“妇女与家庭”周刊，“文艺性浓于实用性，刊的多是生活散文小说、妇女问题论著”[3]17，它逐渐开辟出女性的论述场域，形成了隐然若现的女性阵线。在1949年3月13日的创刊号上，谢冰莹的《职业妇女的痛苦和矛盾》和徐钟佩的《熊掌和鱼》，首先道出了女性在家庭与职业之间疲于奔命的两难选择。1950年3月20日，林海音紧接着发表《台湾的媳妇仔——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敏锐地触及了养女现象与买卖婚姻制度的实质；1950年5月7日，孟瑶勇敢地投出了来到台湾的第一篇文章《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吗?》，以激进的女性主义立场，为女性生存的悖论性境遇大胆鸣不平。在《中华妇女》杂志上，莫希平1950年9月15日发表于1卷3期的《家庭是妇女的终身职业吗?》；王国秀1950年10月15日发表于1卷4期的《妇女应走向何处去?——走向社会?抑走向家庭》，其矛头直指向父权核心的家庭体制，力陈“万千妇女孜孜以求的便是摆脱家庭的束缚，而以一个‘人’的资格立足于社会”。 不仅如此，大陆迁台女作家对性别议题的关注，在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也有相对密集的表现。根据唐玉纯的资料爬梳和研究，仅以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1956年至1963年编选的五辑《妇女创作集》(小说集)为例，260篇小说中，凸显性别议题的作品就有32篇①。在更广大的女性创作领域，从活跃于50年代台湾文坛的林海音、谢冰莹、孟瑶、张秀亚、琦君、艾雯、钟梅音、徐钟佩、繁露、刘枋、童真、邱七七、徐薏蓝、毕璞、张漱菡、聂华苓、郭良蕙、郭晋秀、刘咸思、姚葳等，到成名于60年代的罗兰、康芸薇、王令娴、姚宜瑛、陈克环、叶曼、陆白烈等，都有各自不同角度的性别议题言说。特别是繁露的《夫妇之间》(1955)、钟梅音的《路》(1957)、童真的《穿过荒野的女人》(1960)、徐钟佩的《余音》(1961)、康芸薇的《这样好的星期天》(1965)、王令娴的《他不在家，真好》(1968)等一批小说，就是今天看起来，也是成色十足、弥足珍贵的女性主义文本；而同时期的大陆文坛，有关性别议题的女性书写，在当时的特定文化语境中却明显地处于缺席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