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本文伊始首先回答“为什么是韩国”、“为什么是1980年代”以及“为什么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这几个问题是恰当和必要的。对这三个问题的解答既关系着对韩国现代文学史及现代化思想史的关心和探讨，也关系着对1970年代晚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及现代化思想史的关心和探讨。为了更利于问题的阐明并兼顾行文的方便，笔者在此仅对上述三个问题中的后两个问题以及第一个方面关心加以简要说明，而关于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方面的关心的思考和说明则留置本文的结语部分。 1970至1980年代的韩国社会处于两种主要对峙性力量的激烈交锋中，一方面是由军事政权(历经朴正熙、全斗焕和卢泰愚三位军人总统)主导的强硬、急遽的产业化推进，一方面是由此引发的来自左派知识阵营、政治阵营、广大进步青年学生以及城乡工农大众的普遍、顽强的抵抗，最终在这两种主要对峙性力量与其他次要动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于1993年艰难走进了“文民政府”(即金泳三政府)的新时代。这段动荡的历史因具有错综复杂、相互交叠的多重面孔以及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的多重纠缠而成为韩国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重大疑难课题，对它的阐释始终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激烈争议和脉络复杂的多种意见分歧。虽然韩国人文社科界在1970—1980年代的历史进程中就曾以年度、5年、10年等为单位对之进行过多次反思和总结，在1990年代尤其在世纪转折点上又进行了更具历史深度、更为系统的多领域总整理，在新世纪的头一个10年里又不断突破研究雷区，锐化问题意识，拓进研究深度，取得了值得自豪的研究成果，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部分重要的研究领域仍处于待开拓或待深度拓展的状态，其中毛泽东思想作为外来思想资源之一在1970—1980年代韩国民主变革运动中的译介、传播及影响就是一项待开发的重要研究课题。笔者曾在《鲁迅在韩国社会变革运动中的接受方式》一文中对此进行过侧面涉及，描述了毛泽东思想在1970年代韩国社会变革运动中被引入、传播及利用的代表性路径和方式，在此意义上，本文是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的继续探讨，将从翻译研究的角度对《讲话》在1980年代韩国民族·民众文学运动中的译介样态及其意识形态颠覆潜能进行形态描述和本质分析。为此，有必要首先对1980年代以前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的总体接受状况进行简要追溯。 一 1980年代以前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的总体接受状况 在南北分裂之前，朝鲜半岛对毛泽东著作的接受曾出现过成果显著的短暂活跃期。据笔者检索①，至迟在1943年，朝鲜半岛即已出现了由本土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朝鲜语译本——《新民主主义论》，译者署名“新人社”，由新人社出版，从属于“新人文集”丛书第1辑。1946年②，新人社又编译、推出了从属于“毛泽东·朱德选集”丛书的“新人文库”，其中毛泽东著作的译本有《配本新民主主义论》《文艺政策论》《论持久战》(同年由高丽文化社工务局再版)以及《论联合政府》等。同年，新章阁也出版了毛泽东著作的编译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此外，同心社还于同年出版了由印贞植等翻译的埃德加·斯诺的名著《红军从军记：中国解放区实况及其领导者》(即《红星照耀中国》)等相关英文书籍的朝鲜语译本。而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讲话》，据其他中国学者考察，至迟在1945年12月即已被译介到朝鲜半岛，并于次年8月出现了新译本，其间的1946年春还出现了诸如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举办的《讲话》学习讨论会(约有四五十位作家和评论家参加)这种有组织的研究与传播活动。③虽然半岛分裂前的这段时期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韩国史，但从地理位置的继承和思想流传的角度看，半岛分裂前对毛泽东著作的接受有可能借助某种历史契机、以某种方式成为此后韩国相关译介和研究行为的最切近的源头，因此本文仍将该时期纳入了自己的追溯、考察范围。 南北分裂以后，半岛的韩国境内对毛泽东著作的接受陷入了荒芜状态。韩国学者也认为这种情况的形成主要应归因于当时韩国政府对世界冷战格局的积极追随以及朝鲜战争导致的中韩两国敌对关系的加剧。④依据笔者的考察结果，即使计入翻译文本，该时期涉及毛泽东的韩文⑤书籍也寥寥无几，毛泽东著作的韩语翻译呈现为空白状态，相关论文则仅见1篇(《中共主席毛泽东的卸任与刘少奇的登场》，1959)。在现存的几种书目中，唯一具有一定学术水准的著作是《中国何处去》([韩]金炳道著，首尔文化社1953年版)，该书以韩国利益为着眼点，从国际政治角度叙述、分析了国共博弈的历史，具有较大的信息量和一定的历史概括力。此外，在收录了中国人物的通俗读物《改变了世界的人》([韩]朴琦俊编著，东亚出版社1952、1966年版)一书中，作者依照韩文字母顺序依次介绍了蒋介石、朱德、周恩来、郭沫若、刘少奇、毛泽东、彭德怀、宋美龄等中国人物，由此可以管窥当时韩国一般大众对中国的兴趣点，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60年代，韩国对毛泽东著作的接受开始回暖。虽然毛泽东著作的韩语翻译文本仍处于空白状态，但有关毛泽东的韩文书籍(包括韩文译著)却有了一定数量的增加，并首次出现了以毛泽东思想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毛泽东思想》([韩]金相浃著，知文阁1964年版)。由于该书作者金相浃的重要身份(历任高丽大学教授、高丽大学校长、国务副总理等职)，也由于该书此后多次再版(1967，1972，1975，1979)，将之视为1960年代韩国毛泽东研究复苏的标志和标本恐不为过。推究1960年代韩国毛泽东接受回暖的原因，其中既有中日关系长足推进、中法建交、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文化大革命”的世界性影响等中国方面因素的影响，也有该时期韩国本土正在萌生的进步民族·民众话语这一内部因素的作用，而此后1970年代的毛泽东接受也处于这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延长线上。 1971年中国成功重返联合国，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同年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这些重大政治事件显示出的国际关系新变化使韩国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激增的研究中共的需要”⑥显得越发迫切。1972年，高丽大学、檀国大学、淑明女子大学、延世大学、全南大学等高校相继开设中文系，突破了韩国外国语大学(1944年设立中文系)、国立首尔大学(1945年设立中文系)和成均馆大学(1955年设立中文系)三分韩国中文天下的局面⑦。1974年5月，韩国政府在汉阳大学设立中国问题研究所，标志着新中国研究这一领域正式获得韩国官方的通行证，韩国的中国研究也因此在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研究所等综合性研究平台之外获得了一个更具专业性、研究条件也更为优裕的平台，从而进入了较60年代更具规模和力度、影响也更为深远的中国研究开拓期。从实绩上看，汉阳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在韩国毛泽东接受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是由李泳禧这个对该时期和此后韩国的毛泽东接受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物确立的。作为积极投身于民主变革运动的进步舆论人、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李泳禧将毛泽东思想及其政治实践用作批判朴正熙政府的亲美反共意识形态及其以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激化为代价强硬推进经济发展的产业化政策的重要参照，成为奠定韩国毛泽东思想接受史上第一块基石的里程碑似的人物。除李泳禧外，1970年代韩国较重要的毛泽东研究者还可举出吴炳宪、罗昌柱、金忠烈、李大雨等。虽然这些研究者政治立场不同，文化观点歧异，专业水平参差，但他们的著述成果仍是研究者全面把握1970年代韩国文化界的政治氛围及毛泽东观的重要参照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