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3)03-086-05 由于记录作品创作时间与发表情况的“账单”在“文革”抄家时被抄去，晚年师陀又“记忆力坏极”，使得师陀的史料整理工作异常艰难。在刘增杰诸人的努力之下，2004年《师陀全集》终于得以出版，但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近期读到解志熙的长文《芦焚的“一二·九”三部曲及其他——师陀作品补遗札记》[1]，欣喜地获知解先生在此领域耕耘不懈，发现了许多《师陀全集》之外的文字，这自然是师陀研究界的一件幸事。解志熙发现的这些师陀佚作中，当属“‘一二·九’运动三部曲”①(以下简称为“三部曲”)部分，意义最为重大。解先生在文中第一节“‘一二·九’三部曲之聚合”中，用了相当的篇幅叙述了《雪原》(后9节)和《争斗》的发现过程及意义。笔者同意解先生的观点，认为“三部曲”是师陀创作中非同小可的存在，应该得到更大的关注。本文可以说是对解文的一个呼应，将解先生未注意到的一些问题作点补充，以引起更多研究者的注意；同时，解文中也存在某些失真或不切的论述，鉴于大多数读者、研究者并不熟悉师陀的“三部曲”，而解先生在师陀研究界又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作为一名师陀史料的关注者，且早在此前就是“三部曲”全部文字的少数读者之一，笔者有责任及时指出，以免以讹传讹。 一、《学生月刊》的真实面目。“三部曲”的第一部《雪原》是一部完成了的长篇，连载于1940年上海《学生月刊》的第1期至11期，然而师陀研究界以前只找到《学生月刊》的前6期，收进《师陀全集》的也仅是《雪原》的前9节。由于资料的瓶颈，人们一直以为《雪原》是部“未完”的作品。《雪原》(后9节)的长期尘封与我们一直对《学生月刊》一无所知有很大的关系。尽管解先生找到了师陀研究界亟须的《雪原》补遗资料，但笔者发现他对《学生月刊》的了解依旧模糊，甚至还给读者认识该刊带来了许多负面信息。 解先生说《师陀全集》漏收《雪原》(后9节)“问题可能出在”《学生月刊》“馆藏的局限上”，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该刊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里藏有前6期”，解又推断说刘增杰“显然是据国家图书馆的馆藏复制过录的”。其实，马俊江也是在这里看到《学生月刊》的[2]。显而易见，国图的这6期《学生月刊》正是使《雪原》“未完化”的“罪魁祸首”，过分迷信国图的资料，阻碍了人们进一步挖掘《雪原》的脚步。解先生又说，“在它的出版地上海的上海图书馆则并无藏存”，然而，据笔者所知，最早在《学生月刊》上发现《雪原》的是一位上海文学研究所的同志，解先生大概把这点忘了。1979年在《师陀(自传)》中作者说《雪原》“是应香港《大公报》副刊主编杨刚之约，以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为题材的三部曲”[3](P64)。在1980年12月3日致刘增杰的信里，他作了纠正：“……是不确的，现在回忆起来(最近经上海文学研究所提供材料)，它的第一部是发表在上海出版的《学生月刊》上的……”[4](P188)上海文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来自于上海图书馆，而笔者也正是在上海图书馆读到《学生月刊》的。 事实上，《学生月刊》是由上海中共地下党“学委”主办，陈白生主编，上海学生月刊社发行，主要面向大中学生宣传抗战的一份综合性月刊。该刊创刊于1940年1月，出至1941年11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共出有23期，远不止解志熙所说“该刊竟有11期之多”。据《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我们可以获知全国藏有全套《学生月刊》的仅有上海图书馆，而北京图书馆(即今天的国家图书馆)的馆藏数与解志熙提供的信息相符，只有其中的第1卷第1期至第6期。[5](P693)解文又提及“保存该刊最完整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共有11期”，他误认为《学生月刊》共出11期，北师大图书馆都有，当然保存“最完整”。笔者登录了北师大图书馆网站，果然看到《学生月刊》信息，但不清楚具体有多少期，不过可以看到该刊持续时间标注为“1940-1941”，如果看到该条信息，解先生也就不会误认为《学生月刊》仅出11期了。然而，笔者进入解先生所说的“大学数字图书馆合作计划”数据库，发现该数据库明明共收录了《学生月刊》第1卷的所有12期，也并不是他所说的11期。可能是解先生过于在意《雪原》的补遗资料，而将所载刊物的相关信息忽略了，因《雪原》连载的是《学生月刊》的第1卷前11期，导致解先生误认为《学生月刊》仅出11期了。 《雪原》前9节的故事情节还未完全展开，“未完化”使这部作品从未得到过研究者的重视。尽管对《学生月刊》有诸多误解，解先生对《雪原》后9节的发现，终于使散佚多年的《雪原》得以全璧，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雪原》“未完”的误会，毫无疑问，这对师陀作品的整理和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 二、《争斗》未完的原因。在师陀的记忆中，《雪原》(即“三部曲”)未完成的原因是“香港沦陷于日寇之手，《大公报》停刊”[3](P64)，这显然是不确切的。现在我们知道，《雪原》是一部完整的作品，而第二部《争斗》仅在香港《大公报·文艺》②上连载过7章，后来不明原因突然中断了。那么，《争斗》连载的中断大体可看作“三部曲”未完成的主要原因了。1941年1月4日《大公报》上的一则重要“启事”作了如下解释：“《争斗》作者现在病中，续稿未到，此文暂停发表，敬希读者见谅。”[6]解志熙说这“可能是皮里阳秋的说法，窃疑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争斗》的抗日内容不能见容于港英殖民当局的对日绥靖政策，所以不容许继续刊发”，之所以作出如此“窃疑”，大概是因为《争斗》是由其学生裴春芳发现的，而解先生并没有亲自查阅《大公报》，对杨刚的编辑风格不甚了解。杨刚早在1930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北方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自1939年9月接手《大公报·文艺》后，她一改该刊的“绅士”形象，使之变成一名“打击敌人而不被敌人打倒”的“勇士”[7](P349)。为了证实这一点，笔者再次翻过《大公报》，发现该刊在1941年元旦前后没有明显的变化，其“勇士”姿态依然，战斗的内容有增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