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余华自己的解释中，《十八岁出门远行》(以下简称《远行》)曾被理解为源自一则新闻报道的灵感触发①，也被追认为获得先锋性质的“真实观”之后的创作起点②。自然，任何权威阐释者(比如文学史家、批评家)乃至原作者本人都无法“封锁”一部作品的题旨。诚如萨义德所言“作者并不是机械地为意识形态、阶级或经济历史所驱使；但是我相信，作者的确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他们的历史和社会经验，也为他们的历史和经验所塑造”③，本文正是着眼于文学与历史经验的辩证关系，将《远行》理解为一则“自我”诞生的寓言。这部小说既宣告了“自我”的诞生，但这一“自我”又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有可能走入消极的困境，也有可能重新开放。而恰当理解“自我”观念，必须通过持久地(而非一次性地、幻想一劳永逸地)与社会语境的互动来展开。本文结合文本细读，希望尝试的正是这样一种反思性的工作。 《远行》是余华先锋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并不仅仅在形式实验上具有意义，如果我们对小说进行细致的历史阐释学分析，就能发现其中蕴含着某种在“文革”暴力阴影下的症候性体验。“文革”是一场灾难性事件，对人造成持续而深远的心理伤害，在此意义上是一种“创伤”。诚如弗洛伊德的发现，“创伤与其说是一种潜意识的症候，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症候，这一症候天然地指向创伤和历史的复杂矛盾关系”④。 “中国先锋主义者们大多在成长的阶段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将元话语的威胁强加于每个个人的时代，这并不是偶然的。这种威胁，作为心理的攻击，最终成为先锋派作家们试图描述的东西。”⑤《远行》完成于1986年底，该年余华的不少作品(比如《一九八六年》)都可以在试图描述“文革”精神创伤的意义上得到理解，“那一年，还是一个作家比较关注写作题材的年代，我也不能免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直想写‘文革’……我想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别人都没有的方式来表达‘文革’”，作家在自述中还表示，对他们“这一代人的记忆来说，‘文革’永远不会过去”，而动乱造成人的精神创伤，正是那一时期余华的创作资源之一⑥。 这种理解不仅在作家的自述中成立，也能通过对文本的解读来加以支持。“我在这条路上走了整整一天，已经看了很多山和很多云。所有的山所有的云，都让我联想起了熟悉的人。我就朝着它们呼唤他们的绰号。所以尽管走了一天。可我一点也不累。”尽管“我”强调“下巴上那几根黄色的胡须迎风飘飘”，意思是已经开始成熟；尽管“我”实际上已经投入到一个外部世界中，但其实“我”还没有作好准备，他并不是去面对、探索未知的东西，而是以“熟悉的人”来看待陌生环境中的“山”和“云”，试图把外部陌生的东西“熟悉化”、符合自我原先的期待。在荣格看来，这种方式——“反对每一陌生的事物，或使其服从我们的意志”——正是对童年期的留恋而拒绝成长⑦。扩展一点说，就是把社会现实纳入到自己的价值体系中，用“已往所学的东西”来整合一个崭新的(其实他“不能左右”的)外部世界。动用这种“熟悉化”的程序能够给“我”带来一种安全感，进而成为应对有可能出现的危机方式：将“陌生”融入到既存的叙述模式中，将“偶然”加工为熟稔的历史。以上“看山看云”的语段在下文中会有重复。小说情节其实很简单：“我”十八岁出门远行，走了一天想找家旅店而不得。“公路高低起伏，那高处总在诱惑我，诱惑我没命奔上去看旅店，可每次都只看到另一个高处，中间是一个叫人沮丧的弧度。尽管这样我还是一次一次地往高处奔，次次都是没命地奔。”如同西绪福斯神话，生活第一次显示了它的无意义、荒谬，但问题随即解决：找到一辆卡车，并且递了香烟给司机，“我”满以为这是一种“交换”的达成而“心安理得”——“他只要接过我的烟，他就得让我坐他的车”，但当“我”搭车的时候司机却“用黑乎乎的手推了我一把”并粗暴地让“我”“滚开”。这其实可视作一种提醒，提醒“我”自身内在经验并不足以应对外在现实。然而这一提醒并未引起“我”足够注意，因为司机转变了态度，“我”登上了卡车，而且两人相处得不错……第一次的危机暂时化解，也就是说，似乎与外部世界建立起一种信任的契约，“熟悉化”的整合过程很奏效。于是“看山看云”的语段重复出现：“车窗外的一切应该是我熟悉的，那些山那些云都让我联想起来了另一帮熟悉的人来了，于是我又叫唤起另一批绰号来了。”但马上，这种安全、信任的契约被一场暴力袭击撕毁了。 “我”遭到莫名殴打(这场暴力殴打被余华命名为“浩劫”⑧)：被围在中央，无数的拳脚从各个方向袭来(“有无数拳脚前来迎接，我全身每个地方几乎同时挨了揍”)；施暴者不是单一的个人、或者面目清晰的人；“几个孩子朝我击来苹果”“我正要扑过去揍那些孩子，有一只脚狠狠地踢在我腰部。我想叫唤一声，可嘴巴一张却没有声音”，也就是说最后“我”连抗辩的声音也无法发出。“我”面对的其实是整体性的暴力机器⑨，或许这正是一幕对“文革”的隐喻。还不妨注目于小说中的一个道具——“红色背包”“红色”总是与革命传统联系在一起(在此我想起崔健的《一块红布》)，父亲(“范导者”的象征)将“红色背包”传递给我，然后伴随着非理性的暴力，伴随着“红背包”被施暴者抢夺，本该延续的革命精神遭到了扭曲；或者也可以这样理解：父亲交付给“我”的经验——凝聚在“漂亮的红背包”中——其实完全不足以应对现实世界，现实的四分五裂最终暴露了“红背包”的虚幻性。 总之在小说中，主人公原先的社会化经验一次次被否定，最后经由一次残酷围殴，他所崇奉的价值标准，比如见义勇为等，悉数破灭。这就仿佛一次“非社会化”的发生。“不是由于遇到了他已往意义上的新的社会化经验，而是他要把已往所学的东西放到他自己不能左右的现状中去实践一下。”⑩《远行》的故事可以理解为一个青年人“把已往所学的东西放到他自己不能左右的现状中去实践”而不断遭遇挫折，不断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无法弥合。这个时候，“非社会化”开启了，社会学家一般都会认为，巨大的政治动乱是非社会化的触发契机(比如，在美国是越南战争，在中国是“文化大革命”)，在小说中以那场围殴来比喻。由此，先前被权威合法性所确认的价值标准摇摇欲坠。 这个时候，主人公“我”必须重新对自己进行一个安置。小说结尾，“我”曾一度以为“一切应该是我熟悉”的外部环境变得陌生而恐怖(11)，“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没有……风很大，山上树叶摇动时的声音像是海涛的声音，这声音使我恐惧”。终于，伴随着对外部世界的无力感和恐惧感，遍体鳞伤的“我”发现了同样遍体鳞伤的“卡车”： 我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座椅没被他们撬去，这让我心里稍稍有了安慰。我就在驾驶室里躺了下来。我闻到了一股漏出来的汽油味，那气味像是我身内流出的血液的气味。外面风越来越大，但我躺在座椅上开始感到暖和一点了。我感到这汽车虽然遍体鳞伤，可它心窝还是健全的，还是暖和的。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到旅店你竟在这里。
